那年，一九八四

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前夕，《时代》杂志做了期这样的封面。

“中国的新面貌——里根将看到什么？”大标题下，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站在长城上，手里拿着瓶可口可乐。

那一年，国门刚刚洞开不久，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没听过这本杂志，也喝不起可口可乐，但他们能享受到的精神食粮一点都不比现在差。

第一次到中国的里根应该很难一下子注意到，那些藏在中国日常生活里的细微变化。

那一年，广场上，穿着喇叭裤跳霹雳舞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理发店里，烫发的话永远都要排队。从《一个美国飞行员》到《高山下的花环》，电影一个比一个好看，春晚可以连看四个小时都不带打瞌睡的。

那是一个以梦为马的年代，就连河水都是清澈的。

1980年代的上海青浦。

那一年，24岁的余华迎来弃医从文后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仅仅在《北京文学》上，他就一口气发了《星星》《竹女》《甜甜的葡萄》好几个小说。

解放军文艺学院文学系的学生莫言用三天写出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32岁的王小波打算去美国找妻子李银河，他办完签证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身新衣服，但因为个太高买不到，最后在一家体育品商店买了身运动服。

那一年，北岛赴西欧讲学。

（左起）舒婷、李爽、北岛。

查海生第一次使用海子的笔名发表了《亚洲铜》。

顾城在《有时》中写道：有时祖国只是一个/巨大的鸟巢/疏松的北方枝条/把我环绕。

那一年，有个外省女孩从美国留学返台，她发现台湾人对不公不义总是麻木地忍受，于是投书《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标题简单粗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个人叫龙应台。

那一年，李敖创办的反蒋杂志《千秋评论》被台湾警备司令部吊销执照。

《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旧金山寓所被竹联帮分子暗杀。

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演讲，主题叫做《丑陋的中国人》。

那一年，一份对开4版的周报在广州大道中289号创刊，创始主编左方说，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这份报纸叫南方周末。

细心的读者发现，在创刊号上有篇《陈冲美国来鸿》的文章，文中，正在美国跑龙套的陈冲表达了对故土的思念。这个陈冲正是那个18岁就手捧百花奖的挂历女神。

那一年，19岁的济南二中学生巩俐第二次高考失利，她一边在山东省出版社当临时工，一边复习准备参加第三次高考。

多年后，当巩俐回首这段往事时一定会感慨万千，要是没有当初的坚持，也就没有三年后《暑假里的故事》中那个叛逆的家庭教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巩俐。

29岁的重庆妹子刘晓庆此时已经红透半边天，出访新加坡的时候，当地媒体称她是“亿分之一”的美人。

那一年，苹果推出了一个足以影响半个世纪的广告《1984》。

耐克决定签下NBA新秀迈克尔·乔丹，为他生产一款球鞋AJ1。

李宁还只是一个奥运冠军的名字。

中国女排穿着回力牌球鞋拿下洛杉矶奥运会冠军。

那一年，梁朝伟和刘德华已经是TVB的当红炸子鸡。在《鹿鼎记》里，一个演韦小宝，一个演康熙。

同期出道的周星驰还在主持一个默默无闻的儿童节目——《四三零穿梭机》。

他不服输，每天看好莱坞电影揣摩角色，钻研《演员的自我修养》，穷尽所能地搞笑，却始终出不了头。节目半温不火，偶尔被调到周润发刘德华主演的片子里跑龙套，常常连句台词都没有。

很多朋友为他惋惜，他也觉得很受打击，直到六年后，他主演的《赌圣》《赌侠》拿下当年香港票房冠亚军，他才突然明白，人生不管顺境还是逆境，其实每一步都算数。

“喜剧之王就是我自己的写照，我时刻都在准备着，准备好，机会一来，立刻发力。”

那一年，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小子》大卖2200万港币，拿下香港票房季军，尽管他每天的工资只有2块钱。

成龙主演的《快餐车》票房虽然屈居第五，但他已然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功夫巨星。

21岁的古典钢琴高手甄子丹被导演袁和平发现，主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笑太极》。

10岁的吴京刚刚拿下北京武术比赛拳术冠军。

那一年，25岁的陈凯歌导演了他的处女作《黄土地》。

摄影师是来自广西电影制片厂的职工张艺谋。

14岁的山西汾阳少年贾樟柯看完《黄土地》对自己说，我以后就干这行了。又一个14年，他拍出了处女作《小武》。

《小武》片场，贾樟柯给主演王宏伟说戏。

那一年，26岁的王朔在《当代》杂志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空中小姐》。

冯小刚因为整天跟在王朔的好兄弟郑晓龙后边混，终于从一个国企宣传干事华丽转身为一个剧组美工，但是直到两年后才在郑晓龙监制的《凯旋在子夜里》里客串了个小反派。

21岁的姜文整天中央戏剧学院小礼堂排练毕业大戏《家庭大事》，戏里，姜文演一个工人家庭大家长，吕丽萍演他老伴。

27岁的话剧龙套葛优偶然被选中在《盛夏和她的未婚夫》里扮演一个小角色，葛优的名字才第一次上了演员表。

那一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春晚演了《吃面条》。

身兼春晚串场主持人的马季演了个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大部分时间，他都是站到观众中间演，就跟在自己家唠嗑一样，卖着卖着，他还真的点了根烟，抽了起来。

东北二人转赵本山还没机会登上这个最高舞台，但却被伯乐李忠堂发现，主演了他人生第一部电视戏曲片《摔三弦》。

那一年，16岁的李彦宏已经成为全国计算机大赛获奖的天才少年。

10岁的刘强东因为第一次见到电灯而心潮澎湃。

13岁的马化腾举家搬到深圳，很快他就有了自己的个人电脑。

20岁的马云不顾家人反对，第三次参加高考，终于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杭州师范大学外语系。

那一年，拿着卖鸡饲料挣来的300多万，王石在深圳创办了万科。

还在山东一家小五金厂担任副厂长的张瑞敏被派到青岛日用电器厂，他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砸掉有瑕疵的76台冰箱。

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员柳传志在所里一间12平的传达室里创办了联想。

李经纬的“东方魔水”健力宝甫一推出就畅销全国，这个具有民族情怀的企业家二话不说，砸了20万给中国奥运代表团出征洛杉矶，但公司账上当时一共才28万。

那一年，刚从北大英语系毕业的俞敏洪决定留校任教，担任一名英文讲师。

担任北大艺术团指导老师的徐小平，因为看到天安门前那天“小平你好”的横幅而热血沸腾，连夜采访写了篇报道发在了隔天的《人民日报》上。

徐小平（前排右二）组织同学秋游。

那一年，15岁的雷军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21岁的李书福搞了个冰箱配件厂，挖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受过国家领导人亲自表彰的“技术尖兵”任正非放弃了部队的锦绣前程南下深圳。

那一年，张国荣凭借《monica》赢得了人生第一首中文金曲。

这首歌被收录进他的同名专辑《LESLIE》中，唱片封面颇具几份科幻色彩，哥哥举着一个螺旋桨在海底遨游。

2006年，哥哥走后第三年，伴侣唐鹤德收到一件T恤，印花正是模仿自这张唱片封面，上边的台词换成了THANKS MONICA。

那一年，梅艳芳凭借《缘份》喜提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张曼玉演了她的大荧幕处女作《青蛙王子》。

刘嘉玲主演了她人生第一部电视剧《新扎师兄》。

那一年，金庸的小说还未被引入内地，但盗版在民间横行。如果在大学校园路灯下看到有人熬夜在看书，他们多半看的是笑傲江湖或者射雕英雄传。

1984年，周润发版的《笑傲江湖》。

那一年，曾因唱了《乡恋》被视为“黄色歌女”的李谷一，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一连唱了好几首歌，包括那首经典的《难忘今宵》，以及湖南花鼓戏《刘海砍礁》。

邓丽君的歌，虽然仍被视为洪水猛兽，但《何日君再来》的旋律，已经由“敌台”传遍大街小巷。

那一年，悄然流行的还有一首叫《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这全赖《霍元甲》的热播所赐。校园里，男生们哼着“昏睡百年…”，女生们梦想能嫁给主演黄元申。

那一年，Beyond在香港刚刚崭露头角，臧天朔和一帮文工团子弟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摇滚乐队“不倒翁”。

乐队成员包括后来黑豹乐队的主唱丁武。有人说，如果当年没有臧天朔，就没有后来的不倒翁，没有不倒翁，丁武的人生轨迹可能会改写，丁武一改变，有没有黑豹还是未知数，没有黑豹，也就没有现在的窦唯。

窦唯很快跟臧天朔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一起演出，一起演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去年臧天朔去世第十天，窦唯在豆瓣上发了首歌悼念。

那一年，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演奏员崔健和六个同事组建了七合板乐队，寓意七个人永远粘一块。但因为单位的反对，成立不到一年就解散了。两年后，这个未来的摇滚教父在北京工体唱出了《一无所有》。

那一年，宫崎骏推出了《风之谷》。

米兰·昆德拉创作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那一年，距离苏联解体还有7年。

1990年4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对立陶宛经济制裁第十天，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一家商店，人们在抢购。距离柏林墙倒塌还有5年。

1989年，11月12日，波茨坦广场一处倒塌的柏林墙，东西德的警察一起组成人墙阻止市民涌入。距离台湾解严还有3年。

1987年，浙江舟山，一位72的台湾退伍老兵回大陆探亲，眼前那个老妇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他当年的爱人。

距离奥威尔出版政治预言小说《1984》过去了35年。

墙上写着的是《1984》里的一句台词，老大哥在看着你。苹果当年的那个《1984》的广告灵感就来自这本书。

冷战硬通货——百事曾经用可乐换苏联军舰

​​说到百事可乐，你会想起什么？

肯德基？明星广告歌？大片植入？和可口可乐的争霸战？总之百事多年以来一直试图向大众传达这样一个形象：年轻、时尚、都市生活。尤其是在前些年，百事找的代言明星，一定是当时这个地球上最潮的。

这样一个品牌，你很难想象它会和前苏联有什么瓜葛——苏联在世人眼中一直比较死板、复古，人们的生活风格也很粗犷，简直是美式自由派的极端反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另类美学，但它跟时尚前沿一直联系不多。

刻板印象中同时期的苏联美国

但是在历史上，百事和苏联曾经有过一段“孽缘”。在这段合作的巅峰时期，百事不仅在美国独家代理卖着苏联伏特加，还是苏联红海军的一大“股东”；而苏联人则将百事奉为至宝，消费量以千万升计。

而且这种合作并不是从苏联摇摇欲坠的开放时期开始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种“资本主义饮料”就开始了在苏联的奇特旅程。

史上最腕的代言人

其实最早试探苏联市场的并不是百事，而是它的一生之敌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一度在苏联小有名气，二战英雄朱可夫元帅就是可口可乐的忠实粉丝。但是斯大林时期对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一向看得比较紧，以至于朱可夫的可乐都是专门定制的无色款，就为了不让公众看到他不够伟光正。

普通可口可乐和特制版“白可乐”

当时苏联的主流饮料是什么？当然是伏特加！

管得这么严，可口可乐在苏联的运作自然是浅尝辄止。真正的转机出现在赫鲁晓夫上台后的1959年。当时为了缓和美苏关系，也为了将苏联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赫鲁晓夫提出美苏各自在对方地盘上办一次自家产品的博览会，而美国作为当时世界头号商业大国，对于这种请求自然也是来者不拒。于是在这一年，自列宁新经济政策之后，美国民用产品第一次大举出现在莫斯科。

“厨房辩论”

来莫斯科参展的美国代表团由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带队，期间还跟赫鲁晓夫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这是少有的美苏双方友好地交流各自理念的场合。这次辩论实在是比较有名，以至于现代人回顾历史时，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代表团里的百事可乐，而百事这次是有备而来，就是要搞个大事。

作为食品工业的代表之一，百事给赫鲁晓夫奉上了自家产品。这样做有冒险的成分，因为他们也不确定赫鲁晓夫会不会喜欢——事实证明他们多虑了，赫鲁晓夫对百事大加称赞。

这次成功似乎佐证了一个观点：“甜的汽的凉的”是全人类的普遍爱好。而对于百事而言，这次推销不仅让他们得到了苏联市场的准入，还收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腕代言人，这个代言人的来头可比后来所有明星代言都大多了。

阶级弟兄的快乐水

百事不仅有汽水该有的一切品质（甜的汽的凉的），还自带一种异域风情——百事是那个年代普通苏联人能接触到的少数西方产品之一。当时西方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政策的原因，到苏联境内要么只能去特供商店买，要么特别贵，总之和普通人无缘。

现在俄国人对阿迪的痴迷就是始于苏联的特供时期

但百事不一样。百事虽然比苏联国产汽水略贵，但远没到奢侈的程度。而且可乐虽然来自美国，消费的主体却不是资本家，而是欧美的普通人。喝百事不仅满足了对快乐水的需求，还无形中和西方阶级弟兄联络了感情。于是百事在苏联迅速走红，一开始还是进口，从1974年开始则是陆续建立了几家工厂，开始了进口原浆+当地灌装的可乐标准生产流程。

城头变幻大王旗，快乐水还是很快乐

其中一家灌装厂就坐落在黑海之滨的新罗西斯克。这里以及旁边的索契是当时苏联人度假的热门目的地。躺在海边沙滩上，沐浴着欧洲稀缺的阳光，喝着当地百事厂子里刚下线的可乐，一瞬间甚至能让人觉得这是地球另一端的加州。

度假胜地索契也是2014年冬奥会的举办地

七八十年代，百事在苏联生产销售了数千万升可乐。可以说到了这个时期，百事虽然来自苏联的宿敌国家，但它已经成了苏联的国民饮料。

尤其是对于中小学生而言

但表面风光的背后，美苏双方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感情和贸易纽带，暗地里还克服了不为人知的巨大困难。

越火越“不正经”

现在的国际贸易比较简单明了，只要没有禁令，直接交易就完了，就算有问题通常也是税费之类。但冷战时期美苏如果想要贸易，需要跨过的障碍足以让大部分跨国公司都望而却步。

百事在苏联面临的最大问题既不是政治风险，也不是市场，而是支付方式。当时苏联卢布压根就不参与国际结算，同时苏联也不可能长期把大笔外汇花在快乐水上。对此双方的实际解决办法采用是人类最古老的贸易形式——以物易物。

这种物物交易最初的形式是苏联以固定的价格，向百事提供首都伏特加（Stolichnaya，即“苏连红”），并授权百事为当地独家代理商，可以自行决定零售价，而且无须因为零售加价向苏联支付额外费用。条件则是百事在苏联要以平价销售快乐水。而这种交换的比例是1比1，也就是1升百事换1升伏特加。

一瓶产自苏联时期的首都伏特加

但双方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百事卖酒苏联人喝可乐的模式不能持久，因为苏联人对可乐的需求比美国人对伏特加的需求大多了。于是苏联开始以花样繁多的形式向百事支付货款，其中甚至包括军舰——在可乐物物交换的巅峰时期，苏联有17艘常规潜艇、1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和1艘护卫舰所有权在百事名下。如果按舰队规模来看，百事是现代历史上最强大的私人海军，在当时各国中也能排进前十。

这甚至让人遐想有一天百事会用它们伏击可口可乐的运输船

但由于这些军舰的使用权还是在红海军手里，百事既没法收租，也没法变现。后来的交易形式就成了苏联为百事建造民用船舶，再由百事自行转卖。80年代百事向苏联订购了10艘油轮，而这些油轮的价值也就成了百事可乐对苏联的批发价。

承建油轮的是黑海造船厂这里也是辽宁舰的娘家，现已破产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百事跟苏联的物物交易风生水起之时，苏联解体了。按理说苏联市场的自由化对于百事这样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是件好事。但问题在于苏联的倒台后，本来分工合作的各家百事工厂现在分属不同国家了，就连承建百事油轮的造船厂都归了乌克兰。整个九十年代，百事在独联体地区接近停摆，因为他们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追索分散在各地的公司财产上——把军舰卖给收废铁的，跟民船厂家索要补偿，连收回自己的工厂也要和各国政府扯皮。

沉默中见证百事兴衰的普希金雕像

更糟糕的是，老冤家可口可乐也加入了独联体地区市场的角逐。由于可口可乐完全没有苏联时期遗产的包袱，百事迅速败下阵来。现在俄罗斯仍是百事可乐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百事可乐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却远不如可口可乐。巨人巨人的轰然倒地，把几十年来一直和他手牵手的百事也绊了个大跟头。

人类的共同语言

时至今日，百事可乐在苏联的辉煌已经逐渐为人所淡忘。俄罗斯不再是苏联那个俄罗斯，百事也不是那个收伏特加和军舰卖快乐水的百事了。即使在俄罗斯当地，对当年百事的回忆也仅限于偶尔出现在货架上的复古纪念瓶。

这段历史虽然以悲剧收场，但它证明了一件事：好吃好喝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国家间的分歧将人们隔开，一种并不复杂的饮料却能将他们联系起来。虽然人们的口味各有不同，但大部分人还是能从“甜的、汽的、凉的”饮料中，获取一种简单快乐。

当大家能共同享受一种生活中的简单快乐，很多人与人的隔阂与烦恼都能迎刃而解。或许这就是当年百事的成功秘诀吧。

1984，东北第一起泡沫经济的覆灭

东北改开政经迷局。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君子兰不过是市面上的普通植物。正面些的介绍，会说它「植株秀雅，叶劲花香」，深受种植者喜爱。然而在东北，人们对它却怀着更为复杂的感情。

三十年前，一场和君子兰有关的风暴席卷了东北。君子兰一度身价宝贵，小小一株花卖到数万元，超过当时人均工资的一百倍。

带着对「万元户」的美好憧憬，普通居民纷纷参与到买卖君子兰的浪潮中，整个东北、甚至中国北方都为之疯狂。

暴风的中心位于长春。这座缺乏改革转型窗口的城市，一度将君子兰视为变革的契机：长春市将君子兰定为市花，发行君子兰专刊，鼓励家家户户养殖君子兰，振兴「窗台经济」；途径长春的文艺工作者，也被要求为君子兰留下献礼。

· 相声大师侯宝林在长春表演时如是说：「现代长春城的三大名产，『汽车』『电影』『君子兰』」

还有更疯狂的事。

1984年，长春君子兰相关盗窃抢劫案高达127起。吉林省某机关技术员的弟弟，上门抢夺哥哥家的君子兰，最终在打死兄嫂后被判死刑。

整个东三省都躁动不安。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房琦，带着三个兄弟、配备枪支、开着越野吉普，杀向长春抢君子兰，成为轰动辽吉两省的大案。

然而，这一场关于君子兰的风暴迅猛又短暂，在一年之后就又消失在了东北大地。

三十年前，东北为何对这盆小花如此着迷？

改革迷惘

1978年后的中国，正面临在历史道路的分岔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春节，华南地区的「逃港」风潮再次袭来。这年，广东共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七万余人。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提出：「与其让人民群众跑到香港，不如引进外资，在深圳建立加工区。」深圳经济特区随后成立。

· 习仲勋考察怀集

很快，深圳便通过承接香港的「三来一补」企业杀出了一条血路，城市面貌由焕然一新，工业区此起彼伏，在开放和希望中突飞猛进。

· 罗湖刚建区时的深南路

· 1984年，深圳特区俯瞰

而在中国最北端的东三省，景象却截然不同。

作为共和国长子，一度为全国造血的东北老工业城市，危机初现端倪：资源型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旧生产模式不适应新的改革形势，还要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沉重税负压力。

东三省内部也有差距。1980年代，辽宁正紧跟改革潮流，沈阳证券交易市场是改开后全国第一个公开的证券交易场所，沈阳防爆机械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而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则在变化的世界中显得乏力，GDP从全国第19位一路下滑到第25位，走上了缓慢的下坡路。

· 在深圳高呼「效率就是生命」的同时，长春在鼓励市民「创文明单位」

长春显然并不希望「坐以待毙」。改革焦虑加上茫然无措时，一株小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君子兰原产于南美平原，伪满时期经由日本传入东北。

这种外形美丽、名字风流的花朵在东三省备受喜爱。辽宁人张学良将君子兰种到了他晚年居住的台湾，而生于吉林的某李姓气功师，曾在六十年代为了一盆君子兰与父亲大打出手。

长春的君子兰一直誉满东北。改革开放后，「养花」不再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买卖花草也不再是「走资本道路」，长春的君子兰交易逐渐兴旺起来。

当时，全国价格改革仍在初始阶段，旧国企体制仍稳稳提供着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的全面福利。这座城市的居民，在东北最辉煌年代积攒数十年的工资，成了君子兰最初的助燃剂。

1979年，还是一名工人的郭凤仪卖了「老三件」自行车和手表，花180元买下一株二年生的花苗，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

· 长春车站前的君子兰市场

君子兰的价格很快扶摇直上。

1982年年初，市面上出现了五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到九月份，城里最热闹的红旗街花市上，最贵的一盆叫到了十五万元。最普通的君子兰也要价上千，是月均工资的好几倍。

逐步攀升的花价和「投机倒把罪」的嫌疑，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1982年，长春市出台君子兰「限价令」，规定一盆君子兰售价不得超过200元。因为价格无法抑制，1983年《暂行规定》，又规定君子兰最高卖到500元，还制定了详细的征税标准：交易额的十分之一属于「临时经营工商税」，成交额500元以上加倍征税。

· 1983年长春市《关于加强君子兰管理的暂行规定》

眼看，君子兰泡沫就要被行政手段所扼杀。然而仅仅一年不到，市政府的政策就飞快转向。

泡沫膨胀

1984年，长春市下达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将君子兰定为长春市市花。不久又废除「限价令」，号召每户市民养殖三到五盆君子兰，「把养殖君子兰当作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容」。

转眼间，君子兰成了东北改革的突破口，在「搞活市场，发货优势」的口号下，完全解禁。

· 长府 [1984] 262号《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搞活我市君子兰市场发挥君子兰优势的若干规定》

对于政策风向180度的大转变，有人归功于1982年举办的那场「抢救国宝大熊猫君子兰义展」。

这场展览吸引观众约2万人，门票价格从0.5元一张涨到1元，总收入超过1.7万元。长春市政府看到了君子兰中蕴含的经济发展潜力。

据说，这场展览还吸引了日本人的兴趣。访问学者对长春君子兰品种之丰富、品质之优良给予了高度赞扬，日本业界还提出了「下次君子兰花展务必让我们参加」的要求。

这些不知道是真热情还是假客套的寒暄被广为传播后，长春市随即声称，君子兰具有「出口创汇」的重大政治经济前景。

君子兰似乎还有来自中央级别的支持。

1984年12月4日，《长春君子兰周报》创刊，头版头条引用当时国务委员陈慕华的话：「大力发展花卉事业」。时任中办主任王兆国也表示：「希望君子兰在中南海盛开。」

· 曾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主导了「一胎化」政策的陈慕华，于1985年前兼任央行行长，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人」

· 「希望君子兰在中南海盛开」

在诸多合力之下，这场生于改革焦虑，兴于自发热情的泡沫，终于在政策的浇灌下彻底泛滥。

全民疯养、文艺献礼、政治挂帅、恶性事件，都只是疯狂的表象。这些东西之后，是实实在在的巨额利润：1985年，君子兰的价格达到了二十万元一棵，是当时的大学毕业生300年的工资总和。

据官方统计，每天走进长春各君子兰市场的高达40万人次，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短短几十天，长春出现十大花卉公司和四十几家花木商店，向外省市拓展的分公司、子公司不计其数。长春机械厂号召职工走君子兰致富道路，全厂1700多名职工家家开养兰花。长春洗衣机厂投资数十万元，在办公楼顶上盖了600平方兰花温室。

· 专题片《君子兰》中当年的君子兰市场

早就活跃于君子兰市场的郭凤仪，迎合当年开办私营公司的浪潮，创办了「长春凤冠联营花卉发展公司」。

他为自己的公司制造了许多传奇，最有名的莫过于「一名港商，愿用豪华皇冠轿车交换一盆名为凤冠的君子兰」。当年，皇冠轿车约值9万元。

围绕着君子兰的还有其他许多传说。1985年初，长春一王姓养花大户以14万元的价格将一盆君子兰卖给了哈尔滨客户。按当时伦敦金融市场牌价，14万元可买40多两黄金，按此可制成几十盆「金花」。

· 对郭凤仪的专访

「绿色金条」之名，不胫而走。

疯狂背后

事后看来，当年的君子兰，确实是一种合适投机炒作的「泡沫商品」。

首先，君子兰有稀缺性，花苗经过二到四年才会开花，短期供应弹性较小，即使价格上涨，供应量也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大幅上升。

因此，君子兰的实际市场规模并不大，不用太多的资本，就可以操控市场供需。

最重要的，还是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对称。

在媒体单一、互联网缺乏的年代，普通人无从得知君子兰的真实价格，他们能参考的只有《长春君子兰周报》。而《周报》上充满炒作信息：「一株君子兰的切花在香港、日本价值30美元」；「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艺术家…… 都到长春买君子兰」。

· 《长春君子兰周报》

然而，推动君子兰成为「中国郁金香泡沫」的远不止市场和谣言。毕竟，彼时的中国还不存在期货市场，浮沉于君子兰泡沫的人们，进行的还是实物交易，甚至有人抱着君子兰去商店「以物易物」。

为君子兰泡沫注入强心针的，首先是各级公共部门，以及由此催生的地方保护主义。

说到底，君子兰只是一种摆设绿植，而非生活必需品。爱花的普通人耗尽工资，也炒不到数万元的高价。泡沫的膨胀，一开始就与行贿受贿密切相关。

《人民日报》1984年6月16日曾报道过辽宁省鞍山市的君子兰热，直指君子兰价格的跃进，源于「鞍山市用君子兰行贿达到高潮」：

“鞍山郊区沙河公社麦山大队购入大量君子兰，用来向市电车公司和冷弯型钢厂一些领导者行贿，这两个厂便慷慨大方地把高价施工任务包给了他们。”

“鞍山市电池沟锅炉厂为争到给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的锅炉生产合同，将君子兰分送给主管锅炉生产的省、市领导干部，于是，合同很快批给了这个厂。”

“大连造船厂开汽车到鞍山，一次买走君子兰二十九盆，价值七万四千元，大部分用来送礼、拉关系。”

君子兰价格起飞之后，率先投入资金的，也往往是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

“市建委主任方向，因把海城县滑石矿矿长张继增调进城市工作，收受张馈赠高级君子兰一盆。他利用职权，在自己院子里盖了花房，但要来的花不在自家养，分别放在刘汉波（经济犯罪分子，在押）等三四个养花户的家里，由这些人为他代卖。其中刘汉波为他卖过一盆君子兰，他就坐收纯利三千元。”

“参加交易的有许多是市里的领导干部，如“百万富翁”李福真花窖里的君子兰有相当一部分是市建委主任方向、原市纪委副书记王志英、商业局长孙良等人的。仅次于李福真的另一个养花大户，养的花有５０％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各级干部。”

各级单位和领导纷纷投资君子兰，他们对君子兰的追捧，又给了普通人更多信心。毕竟，跟着组织走，一定不会错。

· 报纸漫画：君子兰取代了烟酒，成为行贿手段

一个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地方利益集团由此成型，随即积极展开对外游说，并利用《长春君子兰周报》等本地媒体，强化所有有利于泡沫的信息。

君子兰热的高层政治支持，便是由此而来。《长春君子兰周报》会收集各级领导关于君子兰的所有言论，且将中央各级领导所有支持花卉产业的讲话，解读或暗示为支持长春搞君子兰。而在发言中真正支持过君子兰的中央领导，曾工作于长春一汽。

除了本地媒体和中央部委，长春市也积极交结其他组织。1985年，当长春君子兰面临政策危机时，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下辖的《中国花卉盆景》杂志仍刊发专号，发表郭凤仪和长春市相关部门领导的文稿，为其辩护。

但最终，盛极一时的君子兰还是栽了。

尽管长春市一直鼓吹君子兰，疯狂的价格和腐败嫌疑却引来了来自更高层面的不满。

1984年6月，《人民日报》就曾刊发长文批判君子兰热，但批判对象主要是邻省的辽宁鞍山，吉林长春的君子兰纹丝不动。

然而到1985年6月，吉林省机关报《吉林日报》头版刊发《奇高的君子兰花价能维持多久》《再谈奇高的君子兰花价能维持多久》《不能靠挖国家墙脚来哄抬君子兰花价》三篇社评，批评长春君子兰热的「投机倒把」、腐败和治安问题。

同月，《人民日报》再次刊发《「君子兰」为什么风靡长春》，称其「挖了国家财政的墙脚」。

 

顶头压力之下，长春市政府不得不对君子兰开出「禁令」。1985年，长春市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

《补充规定》里最重要的一点，是禁止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用公款购买君子兰。另外，各级领导干部只准养殖观赏，不准出售君子兰；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违者可能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 《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

 

这一规定给君子兰市场判了「死刑」。一经发布，君子兰价格迅速跌入谷底，君子兰市场纷纷关门，花卉大量滞销。郭凤仪的「长春凤冠联营花卉发展公司」，也在一片萧条中走出了百货大楼。

有人在君子兰泡沫中挖到第一桶金，也有人因为君子兰而锒铛入狱。君子兰的风潮后，长春市很快安静了下来，这个地名直至很久以后，才再次出现在全国人民的视野里。

然而，泡沫背后那个改开初期、充满经济躁动的社会却并不会因此安静。在一次又一次的泡沫中，更多人一夜暴富，也有更多人倾家荡产，那些金钱背后的东西更加令人着迷。

先富起来的南方人不久后就会发现，比起真花，楼花炒起来才更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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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产从业者眼里的县城现状

年关难过年年过，但今年的年关，着实有些不一样。

赶上年底办公地点搬迁，失去工位的评论君，被迫早早返乡，代号也从5A写字楼的Jeffrey转换成村头的二狗子。

作为长年在外务工人员，每次回乡过年，都是来去匆匆。

返乡人

这次难得在家呆的时间长，年前穿梭在家乡的江南小城地级市，县城和乡村之间走亲戚。

见到听到的人和事， 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折叠程度，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

最震惊我的，是那些县城里赚钱未遂的人。

堂哥的灯具店要关门了

回乡见得第一个亲人，是堂哥。堂哥开了三年的灯具店终于撑不住了，考虑关掉，想听听我的意见。

堂哥是大伯家的独子，刚过而立之年。念书不行，高中毕业就跟着大伯做早餐生意，但起早贪黑，对年轻人来说，确实太难。

三年前， 举全家之力，给堂哥在县城开了一家灯具店。

贷款豪华装修的灯具店

县城的生意逻辑在造势。为此，堂哥在银行贷了15万，把门店装修的很讲究。就这样，毫无灯具经营经验的堂哥一下子当上了老板。

店铺开起来，才知道有那么多活儿。

销售，上门安装，拉业务，催账，堂哥夫妻两根本忙不过来。于是，大伯的早餐店也盘出去，帮忙上门安装灯具，伯母负责做饭。

全家人围着店铺转，可生意还是每况愈下。

三年忙活下来，店铺的灯具品牌，从欧普、美的等知名品牌降级到杂牌产品。店铺租金太高，堂哥重找了个便宜店面。

　

不堪高额租金，只好另找小店面重开灯具店

最要命的是，三年前借的15万一分钱也没还。整个家庭陷入了进退不得的状态，还不如当初开早餐店。

对此，我觉得不可思议。问堂哥：

去年县城的房子不是卖得很不错嘛，怎么装修生意这么难做？

“炒房的太多了，哪有人真的装修。”

堂哥觉得很无力，我感到很震惊。“县城不到30万人，炒啥房！”

堂哥接触到最真实的市场情况，2018年，绝大多数县城的房子，都是被占坑式买房人买走的。

在外打工，听闻房价会涨，赶紧回家占个坑，或者是附近乡村的居民为了孩子念书，提前在县城买房。

这两类购房者，都不买堂哥的灯具。

堂哥的顾客，主要是周边乡镇自建房的农民。但自建房往往上门安装远，账又难收，利润薄如纸。

县城房地产市场火爆，与堂哥的灯具生意不仅毫无关系，还掏空了县城人们的腰包，导致堂哥的品牌灯具滞销，只能卖质差价廉的杂牌灯具。

堂哥盘点了一下，如果8万外账能顺利收回来。加上店里4万的灯具货量。再加上价值3万不到的拉货二手面包车，差不多还掉银行的贷款。

全家四个劳动力，忙活了三年，一分存款也没剩下。

堂哥盘算着：年底把店关了，明年大伯继续做早餐，自己考虑别的营生。

反正不开店不创业了。

如果说堂哥的灯具店的失败，是县城传统行业的缩影。另一件事，让我对县城的未来更担心了。

在老家卖水果的小刘

这是一个乡村创业故事，主人翁是我爷爷家隔壁邻居小孩小刘。

爷爷家是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乡镇，镇上只有一条街，底下还有七八个自然村，小刘比我小几岁。

我每次暑假回爷爷家，小刘每次就跟着我满田野里跑，他很机灵，但是不会念书。

长大后，我交了更厉害的朋友，便和小刘没了交集。

他成了我躺在好友列表里的微信好友。

通过他的朋友圈，我了解到，小刘初中肄业之后，一直在杭州一家百果园水果店工作。

　

小刘在杭州工作三年的百果园

2018年中，小刘突然微信找我，说自己要回乡创业，想听听我的建议。

我确认他不是借钱之后，松了一口气。正准备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白领身份，好好点拨他。

小刘聊了他的想法，自己的家乡（我爷爷家的小镇）和大多是乡村一样，留守老人孩子多，但不舍得消费水果。

而在杭的老乡群里，很多老乡在外务工，想给家里留守儿童和老人买水果，既买不到，也无法送货上门。

小刘脑袋灵光，这可是一片蓝海。

杭州水果店的工作经验，让他基本摸清了生鲜店的进货渠道，和成本把控的诀窍。

再加上他长年担任门店的熟客微信群群主，对社群营销，更是有独到的见解。

我没想到，小刘的对于to C模式的理解，竟然如此深刻。

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一线城市营销套路，对乡村市场的降维打击，无疑小刘真的是一个奇才。

于是，他决定回小镇开这样一个水果配送店。店很快开起来了。

小刘每天在群里，发当天水果照片和价格。

顾客大多是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他们为尽孝心，也愿意花钱，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付款，小刘给客户家里留守老人和孩子配送，并拍视频作为反馈。

全新的营销方式，加上热心肠的小刘的服务态度，水果店的生意非常好。

但没想到，小刘的水果店还是没撑过春节。

自从开店以来，小刘开始每天凌晨进货，早上运营微信群，接单，配送。即使雇了人帮忙，小刘依然累得开车差点睡着。

　　

来自小刘朋友圈：凌晨进水果的小货车

忙不要紧，但不挣钱的瞎忙，就最致命了。

对生鲜产品来说，乡村的进货成本，远远超过了小刘的预期。为了控制坏果率，小刘每天凌晨，去最近的城市衢州市进货，结果是坏果率没下来，运输成本先上去了。

小刘抱怨做了亏本买卖

老家的人口本来就不多，加上很多老人一辈子节约惯了，心疼钱，所以对子女买来的新鲜水果有天然抗性。

人均收入低的乡村，自然客单价也提不上去，两边一挤压，小刘受不了。

　

后悔创业的小刘

这时候，小刘意识到，乡村的生鲜市场，被各大电商抛弃，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看到的生鲜的刚性需求，到了乡村，一下子就变成伪需求了。

还没撑到车厘子上市的季节，小刘的店就关掉了，小刘重新回到杭州，找了一份月薪4000的工作。

县城的消费市场逻辑

不仅仅传统行业，在县城乡村的土壤无法生长，连小刘这样新颖的商业模式，也无法生存。

县城乡村的消费市场为什么如此萎靡？

我在思考，应该是是消费人口的缺失，导致购买力低下引起的。

年轻人是消费的主力军，但村里的上大学的年轻人，留在省会城市工作。没上学的年轻人，去沿海城市打工。

县城，好就好在消费水平低，坏就坏在，只有消费水平低。

县城缺乏机会，没有热钱，人情社会严重，缺乏工作岗位。寥寥的年轻人选择不多，不是挤破头考公务员，就是考教师资格证。

只有公务员和教师，才是体面的工作。

而就算是体面的工作，依然不会是高薪。这注定了县城的日常用品消费总需求固定，利润低。

消费升级的产品，根本没有对应消费人群。

当一线城市的杯均30RMB的喜茶/瑞幸咖啡/鹿角巷等遍地开花的时候，县城卖得最好的茶饮还是古茗，杯均10RMB。

罗胖在演讲里提到古茗成功的秘诀，县城和镇上晚上的灯光一般不够亮，你只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把奶茶店门头的灯调得更亮，最好是能成为那条街上的路灯。

　　

深夜，古茗是县城的街道上最亮的店铺

这样就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其实不然，客单价贴合县城的消费水准，才是奶茶店存活的不二法则。

否则，40块一杯的精品咖啡店开在县城，就算是用上疝气大灯照亮，依然没有市场。

我以为我找到了县城消费萎靡的元凶：购买力低下。

但后来的认知告诉我，我被重重地打脸了。

在县城，很多人都用力活着，但很少人用脑活着。

虽然这么形容很刻薄，但看到人们花钱做出各种看似“无脑”的事情，真的很痛心。

在县城，似乎只有坑蒙拐骗，才能赚到钱。

和初中同学的饭桌上，听闻当年隔壁班的小美，做床垫生意，如今成为了县城排得上号的富婆。

联想到堂哥口中说的，县城里灯具生意，稍贵的品牌灯具卖不出去，只好卖便宜的杂牌灯具。

卖床垫能如此挣钱？我有些质疑真实性。

后来我知道，原来小美卖的，是玉石床垫，要价3万元到5万元不等，买的人络绎不绝。

　　

老掉渣的骗局：玉石保健床垫

没错，就是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坑老年人的保健品床垫。

以送鸡蛋或大米的小恩惠，召集老年人开会、听课，宣传洗脑玉石床垫包治百病的功效，免费体验试睡。

　

排队等待体验玉石床垫的人们

每天大清早都有老人排队，等着免费“试睡”。不愿意排队的，或者觉得确实有功效的，就把养老钱掏出来买回家。

县城每一个赚钱的暴利生意背后，都是靠收割穷人的血汗钱而来的。

第二个血汗钱收割机，就是低价旅游。99元西湖两日游，399元香港三日游，699元三亚双飞豪华游。

　

养老钱收割现场

这样大城市玩剩下的低价旅游骗局，在地方被受欢迎。结果可想而知，各种被套路买高价乳胶枕，玉石，名贵中药材等等案例遍地开花。

第三个血汗钱收割机，是民间借贷。p2p以及各种高息揽储的项目，你盯着别人的利息，别人看重的却是你的本金。

我爸告诉我，小时候带我练球的乒乓球教练，因为禁不住年化40%利息诱惑，民间借贷借出去200万遭遇爆雷，抛妻弃子，已经跑路了。

我很震惊，也很忿恨。

起早贪黑开球馆，抛去场地和雇教练的成本，净利润也不过年化20%，连腾讯这样的互联网独角兽的财报，净利润也达不到年化30%。

凭什么你会相信，你的全部养老钱可以躺赚年化40%的利润。

跳出这个财富链底层的四点劝诫

这个社会里，信息和财富的扩散，像是冲泡一杯蜜水，蜜总是从杯口慢慢渗透到杯底。

因为认知和信息的差距，导致县城和乡村，就是社会这杯蜜水的杯底。

在城市被淘汰的保健品骗局，入侵着这里的老年人。在大城市卖不动的假货，摆满了这里的货架。

这里的人们赚的不多，还最容易被骗。能不能跳出杯底，我有一些劝诫：

第一，保证全家人都能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别说刚过温饱线的家庭，在疾病面前，连中产家庭也显得不堪一击。

ICU的床位费是1万一个晚上，特效药的报销比例接近于零。别听信“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的鬼话。酒精和隔夜菜里的亚硝酸盐一样，都是一类致癌物。

第二，不要创业不要开店。

不要投入50万装修，开当地最大的网咖，因为等待着你的，是遥遥无期的回本之路。

不要开加工厂，一次工伤事故可能会吃掉你一年的利润。

不要试图开衣食住行以外的店，你的一己之力，无法违背市场规律。

小刘和堂哥，都是县城乡村创业的缩影。

作为一个没背景没资源的普通人，尽量找一份依靠技术和资源赚钱的工作，如果非要创业，请选择轻资产创业模式，不要梭哈。

第三，不要投资，不要炒股。

股票，是资本操纵下的负和游戏，穷人根本没有资格上牌桌。

徐翔案被曝光出的交易内幕，以及今年1月4号，央行降准消息发布前，券商入场拉升大盘等事件，都在说明一个真相：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极不对等的世界里，那些先知先觉的人的背后，是一把把明晃晃的镰刀，等待收割散户。

而投资，同样是一件高门槛高风险的事情。

如果你遇到了一笔很容易的投资机会，它一定是个陷阱，包括但不限于p2p，民间借贷，分红型保险，原油螺纹钢等期货。

第四，为了孩子和自己的起点，请在能力范围内，在最高级别的城市，买房置业。

能买北上深，就不买杭广蓉，能买省会，就不买县城和地级市。

三四线房产只有居住属性，无金融属性。

如果还来得及，请卖掉三四线城市投资属性的房子。

未来三四线城市，将迎来滞涨时代。

香港，暮气沉沉

许晋亨生于1962年，今年57岁。

再过两个年头，他就60岁了。

之后的三年，刘嘉玲也将年至花甲。

岁月不饶人，岁月也没有饶过香港。

壹

33年前，这位花花公子搬出了大浪湾道10号。为了新女友刘嘉玲，他和家族反目。

在祖父许爱周创立的中建企业中，许晋亨没有一官半职，每月只能从家族信托基金支取生活费：

200万港币。

很多年，大浪湾道10号的许家大宅都是香港十大豪宅之首，近万平米的建筑独占一山。房子由许晋亨的父亲许世勋早年花费400万港币购地所建，在这一年的估值已过2000万港币。

撮合两人相识的是吴君如，在TVB的大染缸里客串丑角。

那时候她和家人居住在半山区北角，一处80平米的两居室。两间卧室，一间父母住，另一间被木板隔成两段，一边是两个弟弟，一边是她和外婆。

更早之前，他们拥挤在“塘西风月”50平米的唐楼里，那里是抽大烟、红灯区、算命先生的蜗居地。

1989年，24岁的吴君如用从TVB赚来的第一桶金在天后庙道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独自居住，300万港币；3年后，她又在三公里外的大坑道买了一套200平米的房子，800万港币。

许晋亨的父亲许世勋是船王许爱周的幼子，在2018年去世前的多数年份里都是中建企业的主席，这是一家船王许爱周于1940年代创立的私人企业，在香港持有近十处贵重物业，全部位于核心地段。

直到今天，许氏家族倚仗着这些物业，在长年累月中从源源不断的租客中收取租金，支撑家族奢华生活的所有支出。

上世纪90年代初，和许家一样倚仗物业赚取租金过活的家族在香港已经庞大。后来的一些年，年轻人们叫他们：食利族。

贰

1997年，香港回归。

那一年，香港以13445亿元人民币的GDP排名中国第一，比内地第一名到第九名的9座城市GDP总和还高出16亿元，是深圳的10.4倍。

亚洲四小龙、世界金融中心、东方好莱坞。

香港电影的炽热与繁荣见证了那时候的黄金年代。周星驰有一年一个人就上了十部电影，部部惊人，部部大赚；徐克说自己一天24小时都用来拍电影。

但是，更火热的是楼市。

1984年到1997年的13年，香港房价最多的楼宇涨了13倍，少的也有8倍，均幅11倍，1991年涨幅36.4%、1992年再涨39.4%、1997年涨了39.5%。

香港的十大财团，郭炳湘兄弟、李嘉诚、李兆基、嘉道理家族、汪穗中、郭鹤年、郭令灿、施怀雅、冯国经兄弟、黄延方。十个里面，7个主业为地产及酒店，两个做贸易，只有汪穗中做机电。

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无一例外均是地产商。

但是，1997年秋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来去自如的外资成批撤出香港，董建华真的推出了“八万五”廉价住房计划，房地产一夜坍塌。

房价的快速下跌让香港经济陷入了长达几年的通缩，经济低迷陷入恶性循环，硬着陆导致经济长时间都无法恢复活力。直到2003年SARS 肆虐结束，香港经历了最惨痛的六年。

这期间，整个楼市平均下跌六成半，全港超过一半业主成为负资产，跳楼的年轻人时常见诸报端。

但是，绝大部分的香港居民并没有因为负资产而出售手中的自住房，他们节衣缩食，在巨大压力下工作，把月薪的绝大部分用来偿还银行贷款。

只要有收入，不到弹尽粮绝，他们都会竭力保住自己的住房。

1995年，吴君如已经厌倦了在各种烂片中扮演丑角。她卖掉了手中所有的房子，还借了外债，自导自演拍了一部电影《四面夏娃》。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片子上映。

一败涂地。

吴君如倾家荡产，租了一套50平米的房间讨生活，一切回到原点。

许晋亨和刘嘉玲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持续了3年，三年后，他和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琼结婚。许先生没有搬回许家大宅，转而租住在家族持有的港岛复式单位中。

只是，随着家族在物业中收取的租金连年增多，许先生每个月的生活费也水涨船高。

叁

在房价疯狂上涨、持续欣欣向荣的几十年中，整个香港好像只有一个人在着急：董建华。

因为他看到，金融危机一爆发，地产和金融同时都崩溃了。

在上任后首年的施政报告中，他就希望带领香港摆脱对单一行业、尤其是地产行业的依赖，他雄心勃勃的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廉价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

他还提出在商贸、旅游、工业、教育上增加投入，大兴改革，尤其是力推兴建科学园，以为香港未来转型打下基础。

然而，三年后，当巨量的廉价公屋被推向市场时，刚刚从金融海啸中缓过劲来的香港，头一年房价才稍微有回暖起色。此时即应声跳水，转而继续走跌。

于是，三年前这项被全港叫好的“大善政”被指认为房价下跌的“大恶政”。50万有房中产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房价下跌，要求港府救市。

他们打出横幅，怒吼着让董建华滚蛋。

持有大量房产的富人不希望房价下跌，持有一间房子的中产不希望房价下跌，那些只持有四五十平米蜗居的底层民众也不希望房价下跌，而这些人在当时占据了香港的绝大多数。

人心撕掉了遮羞布：他们要的不是便宜的房子，而是只允许自己购买的便宜房子。

终于，2004年冬天，香港房价重新走回了上涨通道。

肆

被逼到墙角的董建华将施政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

他雄心壯志地提出了“矽港计划”和“数码港计划”。其中“矽港计划”打算耗资100亿港元发展半导体产业，打造东方硅谷。最重要的打头项目就是建立晶圆厂，而后带动其他相关产业。

当时，从台湾热心赶来的合伙建厂方，是张汝京。

然而，听闻消息的全港舆论都警惕起来了，他们连篇累牍的质疑：这是台湾人来香港炒地皮。即便后来张汝京承诺不买只租，建设地点也可以分散，香港人还是游行反对，誓言将张汝京赶出香港。

久拖不决，两年时间，连一块建厂的地都没被批下来。

后来，张汝京去了内地的上海，上海市政府举双手欢迎，批准对他前5年免税，后五年减半，土地近乎免租。

中国大陆这才有了后来的中芯国际，不到20年，如今已是中国规模最大、世界排名第四的芯片制造商。

“矽港计划”的搁浅，倒是给了李嘉诚之子李泽楷游说港府的机会。疲于应付金融危机的港府，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把钢线湾一片占地24公顷的临海地产批给李泽楷的盈科拓展，股价沸腾了。

而时过经年，这个当初誓言“要像美国硅谷一样成功的高科技中心”，硬生生被做成了一个以科技之名的地产项目：写字楼、酒店、戏院和商场。

只是，互联网行业的整个沸腾时代都与香港擦肩而过。

后来几年，特区政府又提出了“中药港”计划。希望依靠香港严格规范的质检体系和科研能力寻获机会，但是，终因推进乏力无疾而终。

父辈时代船王们的冒险、尝试与创新创业的勇气，好像被岁月消磨得一干二净，只剩如今的保存财富、图求稳定和论资排辈。

伍

多少年，香港唯一不变的只有继续上扬的房价，和更加富有的地产商。

2004年SARS退去之后，香港房价重新走回了上涨通道，直至2015年9月达到最高峰，相比2003年7月，这12年一共上涨424%，年均上涨35%。

在2018年7月份之前，又足足连续涨了28个月。

在2018年，香港平均房价28836美元每平米，世界第一。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伦敦17219美元每平米和第三的新加坡16494美元每平米，GDP已经超过香港的上海，北京，深圳分别是15323美元，15088美元，13115美元。

当董建华在全世界游说他的“矽港计划”时，内地的马云还在杭州的一处民宅中刚刚创业，马化腾的腾讯团队也只有10人。

生死渺茫。

1999年，李泽楷捡来了一个超过他父亲的机会，他轻而易举的通过电讯盈科以220万美元购入腾讯20%的股票。但是，时隔不到两年，李泽楷就将所有的腾讯股票以1260万美元卖给南非的MIH控股集团。

这些看不到未来的科创企业没能给李泽楷看得见的稳定收入，像他父亲一样，地产行业才是熟门熟路，那是稳稳上升的财富。

那时候，平安、招行银行、顺丰、华为已在深圳已发展了一些年头，但声量微弱。

而十几年过去，一个腾讯的市值便已是电讯盈科的百倍，平安已经逆袭成为香港汇丰的第一大股东。

2005年，董建华请辞，北上中央任职。2015年，已经一头白发的董建华说，与新加坡争分夺秒飞奔向前发展相比，香港已经跑输了，“时不我待，在世界发展大潮面前，香港等不起、输不起”。

1997年的香港，GDP1773亿美元，1997年的新加坡，GDP1001亿美元。

2017年的香港，GDP3414亿美元，2017年的新加坡，GDP3239亿美元。

2015年，港府终于决定成立创新科技局，筹备投入800亿港币基金，来提升创科的基建，但马化腾说：在科技创新方面，香港总是觉得差那么一点。

2018年，当年一片泥摊的深圳GDP已经超过了香港，足足多出4300亿人民币，1997年，她还没有香港的十分之一。

陸

1995年，当吴君如以800多万卖掉房子去拍《四面夏娃》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此后自己再也买不起香港的房子了。

直到今天，她仍与陈可辛租住在浅水湾的三层别墅里。陈可辛说，他们并不是买不起房，而是

“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住房其实是买不起的”。

2012年，一个叫“傲璇”的项目落成时，开发商夸下海口，说这些由明星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公寓将成为香港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豪宅。

仅仅一年后，这项记录就被打破，随后被打破的时间越来越短；2017年，港岛聂歌信山道的一处公寓卖出了每平米142万人民币。

只是，买得起这些豪宅的不再是那些香港的年轻人，而更多是从泥泞、九死一生中走出来的内地富豪。

2018年冬天，56岁的张学友在北京五棵松开了一场演唱会，卖力热舞后他坐在横栏边喘着粗气，说这可能是他今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两个礼拜后，同龄的刘德华也终于唱不动了了，声音嘶哑的他难过得泪洒现场。

写至此，我敲着脑袋想，这么多年里，在商业、娱乐领域，为什么还是那些老名字？

一个年轻的都没有。

早在几年前，李嘉诚和他的事业已经撤离了香港，在英格兰，他继续赚取着房子、水和电带来的稳定收益。

许晋亨还是那个花花公子，领着每月的生活费，在经济糟糕的2008年，他用亿元婚宴迎娶李嘉欣。如今娇妻幼子，任凭经济起伏，他旱涝保收。

2018年，他那大浪湾道10号的许家大宅已经超过8亿港币，33年翻了40倍。

只有房子，是靠得住的。

这里是香港，豪宅熠熠。

这里是香港，暮气沉沉。

六百万、两条腿、三根手指，赌王的代价不止家破人亡

2018年8月30日，在浙江宁波一所凌乱不堪的出租屋里，尧建云走了，死于癌症。

人生结尾时，这个曾经的“赌王”收获了近乎一致的好评。曾经想要他命的人和仰慕他的人，排成两队站在他棺椁的旁边，献上了自己最后的敬意。

从16岁南下打工，到后来的日进斗金，再到沉沦11年东山再起。鲜有人知道尧建云的人生里经历了怎样的浮沉。

人生的前半场，他是一个赌徒。在短短的十年里，他通过大大小小数百个赌局迅速积累财富。

高峰时，他眼睛不眨地买下了钱塘江旁宽敞的别墅，身价千万。

但在人生的下半场，他成了一个废人。此前成就他的“赌术”被他统统抛弃。

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不断忏悔，反复劝说，只为赌桌上，能再少一个“倾家荡产”的可悲之人。

两段截然相反的人生，被赌王尧建云活出了千百种色彩。

如今斯人已去，重新审视“赌王”尧建云，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远比电影精彩的故事。

尧建云1963年出生在江西，幼年时家境贫寒。早岁不知人间事，他调皮、贪玩、惹是生非，连续被四个学校开除。

在尧建云父亲的眼里，这个从小不受管束的儿子，从未给自己带来任何惊喜。终于等尧建云长到16岁，他决定送尧建云外出打工，希望儿子能明白生活的艰辛，努力拼搏一番。

但另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在建筑工地上，尧建云并没有按照父亲的叮嘱认真工作，相反他却逐渐坠入了赌博的魔道。

彼时年轻气盛的他很难忍受工地单调的生活，在每天晚上休息的时候，便会同工友挤在一起打扑克。

由于牌技不精，尧建云打牌总是输，从几根烟，到几块钱。他安慰自己”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输几块钱消磨掉一个晚上，尧建云依旧乐在其中。

但就像《武林外传》中的六指琴魔所说：“赌博从来没有赢家，输了的想赢回来，赢了的想赢更多。”

沾染上赌博之后，尧建云就再也没有停下过。

从一个月的工资，到三个月的工资，尧建云像被逼急的野兽一样，越赌越输，越输越赌，直到输掉自己几年也赚不回来的钱后，他摊在工棚的床上，不知所措。

在尧建云人生近乎绝望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到了那个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人，江西地下赌坛的“出千”老手杨红光。

杨红光出身肖家帮，在解放前的上海，肖家帮是与青帮、斧头帮齐名的三大帮派。不同于青帮与斧头帮的黑道背景，肖家帮以“杂耍”见长，类似魔术。

在肖家帮中，扑克手法玩的好的帮派成员，大多选择进入赌场做荷官，俗称发牌手。扑克牌在肖家帮手里，焕发了最大的魔力。

他们能够将任何赌徒想要的牌发到他们手上，左右赌局的输赢。

也是认识杨红光的时候，尧建云意识到所有的赌博，都不过是一场骗局。但输掉底裤的尧建云，眼神中却爆发出了一种异样的神采。从哪里输掉的，他要从哪里赢回来。

一个头磕在地上，他软磨硬泡杨红光，想要跟他学习千术。端茶送水，伺候师傅起居，整整一个月。被尧建云诚意打动的杨红光，最终松口：“我打牌的时候，你可以站在我身后看。”

此后一年，每逢杨红光赌博，尧建云都站在他身后，仔细研磨他的千术。从如何凭空变出牌，到如何换牌，如何藏牌，几个月的练习，尧建云逐渐参透其中的奥秘。

同时，颇有天赋的尧建云在师傅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新的手法。

在后来的采访中，尧建云对记者说：“老天爷注定我走这条路。为什么别人看不懂，我一看就懂了，天生干这个的。”

也是从那时起，尧建云从一个站在赌场前服侍师傅的看客，逐渐成长为了能在牌桌上独当一面的老手，甚至可以独自外出打圈捞钱。

看着不断陷入疯狂的尧建云，在他决定离开的时候，师傅杨红光突然将他叫住，送给他一句话：“江湖险恶，好自为之。”

只可惜，那时的尧建云，并不能体会这8个字带给他的真正含义。

在尧建云的记忆里，有一场赌博，奠定了他此后“江西千术之王”的地位。

那时在江西省会南昌还没有名气的他，走进了一家高档赌场。开场第一句话：“我来自抚州，穷光蛋的地方，各位都是老板，我也玩不起。这样吧，一把牌见成效，我只带50万。”

牌桌上的人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但那一局，他赢了。没有出千，纯靠运气。50万变成了100万。

本以为就此结束，对方却问了他一句：“还想玩吗？”发牌之后，100万变成了150万，尧建云又赢了，仍旧是运气。

到了第三把，对方问他，你还要玩吗？尧建云客气地说：“好啊，但是对不起，轮到我洗牌了。”

150万变成200万，但这次不再是运气。

他缓了口气，跟对方说：“你今天不要玩了，三把牌我都赢了，这是天意，你脸上写了个死字，老天爷今天给我机会。”

但赌到此刻，赌场早已变成了战场，赢家只有一个，输掉的人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杀红了眼的对方几个电话打出去，借来四百万。

那一晚，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尧建云发牌，没有输掉一把。50万，变成了600万，尧建云一战成名。

但赌王尧建云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藏牌的时候突然失误，牌掉到地上，他赶紧一脚踩上去，借口上厕所，粘着牌出门。再回到桌面时，他大喊一声，“牌少了一张，这里有鬼！”然后匆匆离场。

赌桌上，除了手上的功夫，还得有心计。尧建云如鱼得水，凭借出色的身手，迅速积累财富。

但这却不是尧建云的全部，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一种叫做“杀猪”的局。

在上世纪90年代，江浙人通过下海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钱。赌场成为所有他们最爱光顾的地方。有赌就有输，有的人输钱了想赢回来，就需要找“枪手”。

尧建云，就是最好的枪手。

在接到客户通知后，尧建云需要换个名字，在目标人物周围买房居住，不时打探对方的消息，认识对方。混熟了之后，开始邀请对方赌博。

枪手需要在最开始的时候假装自己不会玩牌，频繁的输给目标人物，等到越赌越大，最终双方杀红眼的时候，一招老千出手，将对方直接“杀猪”。

那一把牌，足够对方输掉所有身家。

牌局结束，他起身离开后一走了之，迅速卖掉房子，转移资产，只等最终与雇主分成。

凭借精湛的“千术”，尧建云在江西各地的地下赌场翻云覆雨，封赌必赢，成为身价千万的富翁，过上了挥金如土的生活。

1993年，靠着“杀猪”近乎神奇的牌技，尧建云成为当地最为知名的富豪。他娶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收养了几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做马仔，在老家盖起了别墅，甚至开了一家豪华饭店。

彼时他年仅30岁，正是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年纪。但他不知道的是，赌场里，没有赢家能笑到最后。

曾经赌博赠与他的一切，都将会在日后，统统收回。

在尧建云女儿一岁的时候，南方传来了一场更为盛大的“杀猪宴”。

此前他在珠海结识的一位打渔老板，在海上组局，邀请尧建云和“猪”加入，每人各代100万参加，最高赌资500万。对方与尧建云约定，赌赢500万后双方分成。

但在船开到公海之后，尧建云逐渐发现赌局再难受自己控制，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输掉了30万。他认定房间有问题，要求换掉房间并亲自发牌。

在当晚结束的赌局上，尧建云不但赢回了输掉的30万，甚至多赢了60万。他爽快的约定与对方相遇第二天再赌。

事情也就是在第二天发生了转机，在他刚登上船发完牌之后，站在他身旁的徒弟突然大喊：“他手上有假！”

尧建云想跑，却被从旁边冲出的数位壮汉一棍打晕。

等到尧建云再醒来时，他已经躺在了香港的医院里，周围脱下的衣服满是血渍。

他的右腿被截肢到了膝盖之下，左腿仅剩下膝盖处一小节。左手中间三根手指被斜着砍断，只剩下三块肉墩。

对于曾经的“千术之王”来说，他输掉的不只是一场赌局、两条腿、三根手指，而是整个人生。

整整5年的时间，人生几乎走到尽头的尧建云整日躲在家中。他怕曾经输给自己的人找上门讨钱，怕曾经听过他名字的人再找他出山。

他甚至不剪发、不刮胡子，只怕曾经的对手认出。

那几年里，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不敢回家，妻子因为他情绪变化无常，终日吵架。巨大的虚无感和落寞感在尧建云头上萦绕

他曾试图自杀，从楼上掉下来没摔死，头上又多了一道伤疤。住在医院里的时候，拿刀割自己的动脉，被及时抢救过来，手腕上又多了几条伤疤。

更多的伤疤来自心里，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尽管银行里还有之前留下的存款，但他很难想象自己像一个废人一样，还有什么存活的意义。

赌博曾赠与他的一切，最终他还是输了回去。

1998年，生活走到尽头的尧建云离婚了，他把所有的家底都给了老婆，条件是把自己的女儿养大，希望她能读大学，距离肮脏的自己远一点。

生活将这个曾经的赌王近乎逼到了死角，他揣着2万块钱，走出了家门。

 

2000年，下决心不再赌博的尧建云组建了一个残疾人歌舞团。过程中，一个现场观众被他精湛的“扑克魔术”吸引，劝他去娱乐城表演“魔术”。

在娱乐城的舞台上，尧建云将观众手动洗过的牌拿起，仅仅抽动几下，剩下的54张扑克牌便能全部猜出。

他给现场的几位男士各发两张牌，根本不用翻看，就能准确地说出各方牌的大小，并且永远都是自己最大。

所有的演出，尧建云一次一次的将赌徒们惯用的“千术”一招一式破解给人看，他在现场告诉所有人，赌桌上不管是一盒香烟，还是一枚戒指，都可能是作弊的工具。

亲眼目睹赌场上的陷阱被一个一个揭开，现场观众既感到过瘾，又深深体会到赌场上机关重重、阴谋无处不在。

演出结束，他向所有人讲述自己如何学艺，如何呼风唤雨，如何九死一生。故事的结尾，他开始向所有对赌博跃跃欲试的人讲道理：

如果你仍在赌博，可能会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你赌得过我吗？赌桌上尽是这样的高手。赌场没有赢家。

在娱乐城消费的人中，不少是长久沾染赌博的老手，那些感同身受的人当场掉下眼泪。这样的效果娱乐城老板和观众都乐于看到，尧建云逐渐火了。

2003年，尧建云离开了江西，在南方三四线城市巡演。

他在舞台上讲述自己真实的经历，劝说那些被赌博彻底摧毁的人浪子回头。

同时他亲自进入赌场，带着白光透视眼镜，先后在赌场破解赌局。

那些赌场的老板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湖南某市破解赌局之后，有人威胁要挖他的双眼，甚至有赌场老板花钱买他的命。

他义无反顾地说：“这些并不可怕，只要一天能劝说一个人戒赌我也心甘了。”

他奔赴北京接受央视的采访，在节目中苦苦哀求深陷赌博的人尽快抽身。赌场上满是陷阱奸诈，奉劝大家不要赌，不要把来之不易的幸福奉送给别人，不要有伤痛时才懂得去珍惜。

他从不屈服，仍旧我行我素，用一次次的拆解和演示，扯了无数地下赌场最后一块遮羞布。

在广东，参与访谈节目《打击赌博，刻不容缓－禁赌在行动》。厅长握着尧建云的手说：“人民会接受你，正直的老百姓会欢迎你，你在做一件善良而伟大的事情。”

赌博从未有赢家，但曾经的赌王，在反赌这件事上，彻底赢了。

2011年，电影《富春山居图》剧组想要找一个有点特点，善于玩牌的人。副导演辗转找到了尧建云。

电影中他精心设计了自己的出场，先是反穿一双鞋，然后随着镜头上升露出全身。他器宇轩昂地走向刘德华，低声说了一句：“F让我告诉你，老佛爷不是你的目标。”

最终那部电影拿下3亿票房，但并未给尧建云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他仍旧辗转各地劝说那些从前身陷赌博地人迷途知返。

翻看尧建云的人生履历，人们很容易从中找到一条清晰的分割线。那是一场赌博失败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故事。

是一个赌徒幡然醒悟，用亲身经历去反赌博并取得成功的故事。

曾经很多人劝他，出名了就可以东山再起，收几个徒弟就能重回曾经地巅峰。

尧建云统统拒绝。他明白，自己要走的，不再是赌场上与人尔虞我诈的路，而是一条通往人心，劝善从良的路。

即便这条路上充满路充满着挫折、悲伤和孤独，甚至会为此付出生命，但只要能有一个人从赌桌上走下来回归生活，他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在人生中最后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扑克是2：“只有2空间最大，包容性最强，也最稳。”

在自己家楼下的社区公园里，他学着《赌神》电影里周润发的样子，将牌一张张弹到草坪上，唯独剩下一张2。

后来那位记者谢丁写到：他走到水池边，将牌轻轻弹入水中，转过头来说：

“你们看，我刚刚这一个动作，就够写好长好长一个故事了。”

80年代中国气功热之谜

“迷信一旦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使科学都沾上一股妖气。”

上世纪80年代，要说大陆最神秘的学科，大概非“人体科学”莫属。

想象一下，有一群人专门研究人类如何隔空取物、耳朵认字，或者不打针就治愈癌症，如今怎么想都是“伪科学”。然而回到你爹妈的年代，这项活动曾经成为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

气功热，启航在70年代末，落幕在1995年，根本不用润色，就构成了上世纪大众文化中最荒诞不经的一笔。

神秘东方力量的崛起

1979年3月，《四川日报》上出现了这样一则“奇人奇事”：

“大足县最近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的儿童。经反复考查，确有其事。”

这位上了头条的儿童，是12岁的农村小朋友唐雨。报道称，他不仅能辨认出记者揉成小团的字条，甚至连笔的颜色和用的是什么笔，都能“用耳朵看见”。

右下男孩为唐雨。1980年，《自然杂志》编辑部在上海召开“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邀请唐雨、王氏姐妹、姜燕等14位“特异功能人士”参加。

要知道，那是中国现代化刚刚起步的阶段。教育落后和信息不发达让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不能理解的，一定有莫大的神力。

尽管没过几天就有研究者表明，唐雨在25次测试中，偷看了19次，其余6次则拒绝辨认，但是，“特异功能研究”的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一时间，全国报纸都在上演着同样的故事。小朋友们突然学会了“嘴巴认字”、“眉毛认字”、“脚底认字”。总之，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们的学习。

体重47公斤的6岁男孩张楠在练气功，因为社会上称练气功可以减肥。黄景达 / 摄

这股东方神秘力量，迅速引起了一批干部和学界大佬的注意。他们相信，这些异常表现，来源于传统气功理论 —— 这片“生命科学未经开垦的处女地”。

曾经的辽宁本溪市科协主席，就在著作里详细介绍了气功师张宝胜同志的事迹。

他称这位本溪市铅矿的勤杂工，不仅擅长“非眼视觉”，而且3岁就能从锁着的柜子里用意念取出饼干吃，五六岁能看出孕妇肚子里是男是女，十几岁就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张宝胜作为“气功大师”出道后，结识了各路名人，这是他与林青霞合影。

这样的“大发现”甚至让原卫生部某局长激动地致信中央领导：

“现在向您报告一件中医学的奇迹……这个发现在世界科学史上不亚于天然放射性物质的发现，将会引起生物学、医学科学的革命”。

而最大牌的代表，莫过于执著至死的钱学森。对于“耳朵识字”，钱老第一时间就表示了支持。

1986年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由张震寰将军（左）任理事长，钱学森教授任名誉理事长。

那会儿多少中小学生，都在努力和封建迷信作斗争呢，受了那么多年唯物主义教育的干部和学术大佬，怎么会推崇这些呢？

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

岁数不同。“气功特异功能”号称能延年益寿，垂暮老人当然容易信。

更何况，80年代对外开放后，人们越来越发现和国外的巨大差距。于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真诚地试图从古典神秘主义中寻找对抗的武器。

香港电影中演绎的“北京人体特异功能应用研究所”。放眼国际，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都在对“心灵超能力”进行实验。

在大佬们的支持下，气功特异功能很快登上了科学的神坛。

各种硬核论文不断问世，有人测量气功练习者印堂穴的静电变化，有人测试练功前后的胆汁分泌变化，还有人用钢板敲气功练习者的脑袋，来观察气功练习者的反应。

1987年，上海中医药研究院副所长林厚省（右一）发送“外气”进行麻醉，为患者进行手术。

“超人”张宝胜，也在83年被调入北京国防科委航天医学研究院，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工作者”。

而另一位“大师”严新，更是走上了学院派的康庄大道。

据《光明日报》报道，他受清华邀请做实验，远距离向清华大学发气“改变分子结构”，即便清华后来声明，此研究与清华大学无关。

1986年，严新在清华大学讲座现场。

懵懵懂懂中，许多人乐于相信，一场伟大的东方科技革命就要来临。

魔幻现实的“气功时代”

在各种社会心理的推动下，八十年代的气功几乎一致持续升温，迅速从实验室蔓延到了民间，形成了跨越阶层的狂热，而“各路大师”的表演也越来越神奇。

在中国，判断一种事物的流行，一种办法就是看主流娱乐里有没有。

1984年到1991年，“气功”连续七年出现在春晚舞台上，堪称“天桥艺术家”的演绎巅峰。

请看春晚表演：脚踩蛤蟆，喷水断砖。

紧接着请欣赏：气功表演缩身进笼。

除了文艺舞台，“人体科学”的神迹还遍布了各种大众宣传物。

比如当年的文坛新星柯云路，一头扎进了撰写气功畅销书的不归路，保守估计狂赚上千万。

1993年，他组织一帮人马，花了一年时间走遍中国，拍出了24集的电视片 ——《生命科学探索》。

拍完以后，这部片子不仅以1430元的价格出售，还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原创保护，每本录像带后面都写着：

“本功带经14位气功师发功输入信息，翻录无效，盗录受罚。

特异功能书籍常见的Cult风格封面。

卖得这么贵，里面的“特异功能”自然也不一般，包括：

以意念力折断银勺，烧灼硬币，在硬币上钻孔；使玻璃杯中的香烟头跳舞、走动。

在千人现场发功，使半数以上的人手中的花蕾即刻开放；

300人连续六天不吃不睡，爬上妙峰山最高峰。

还有一项“拔牙大法”，号称不打麻药，不用器械，只要在患者身上拍一下，就可在瞬间拨牙。这次摄制组请来的患者，是饱受蛀牙困扰的知名表演艺术家 —— 葛优。

于是，在多年以后的社交网络上，仍然流传着葛大爷的拔牙画面。

视频显示，气功师在一顿“骚操作”后，用手从葛大爷嘴里把蛀牙掰了出来。

在科学保健的名义下，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到处都办起了气功学习班。

而最狂热的线下活动，还要数带功教学，号称“不打针，不吃药，坐那儿跟你唠”，就能延年益寿。

现场往往由一名“大师”在台上发功，然后台下的上万听众跟着感受，每次都有人因为大师引起的共振而哭、喊，满地打滚，场面比如今的偶像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

80年代，北京一场气功宣讲会上，人们集体做功。黄小兵 / 摄

其中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名叫张香玉，崇拜者达到十几万人。

这位河北妇女原本在文工团工作，后来调任“玉皇大帝的女儿”，自称被仙人传授了“自然中心功”和“宇宙语”，能透视人体，能看穿地球，上能与她亲爹说话，下能和阎王讲情。

张香玉是“信息锅”发明者，称戴着它能接受宇宙能量达成天人感应，所以她的发功现场是这样的。

1992年，北京申奥失败，她还这样给灰心丧气的国人打气：

“2000年奥运开不成了，因为那时地球引力会发生变化，随随便便一跳就8米，还比什么比？”

“嘣——”

当然，除了老年人酷爱的保健功能，学生家长的钱也不能放过。

90年代，某“大师”声称，他在天津办了一个班，经发功之后，学习最差的那个班里，所有学生的考试成绩都提高了一大截儿。

减肥只是最基础的功效。

而最挑战想象力的事迹，还是发生在严新身上。

据说，1987年大兴安岭大火的第二天，严新接到紧急邀请函说：“你对灭火很有研究，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

于是他在大兴安岭2000公里外的一栋小楼上开始发功，随后丢下一句话：“三天之后火势必会缓解”。

三天之后，他的信徒惊喜地发现，火势果然“被控制住了” —— 只是不知在火场冒着生命危险救灾的解放军战士同不同意。

80年代，公园里练气功的人。

正经一点，我得说，气功的功效，不敢说肯定没有。但在传播中，它却无一例外地被吹成包治百病的神术，彻底朝着魔性的方向一路扩张。

没文化的赵大娘和下岗的马大姐们，当然逃不开这么流行的东西。她们身上，体现了“气特热”的另一些原因。

80年代以来，社会变化之快，几乎三年就是一个时代，人在剧烈动荡中，总是要找一点精神依托。而公费医疗体系的崩溃，以及高通胀下贫富差距的加大，又加剧了低收入者的恐慌。

她们的钱甚至生命，就这样被骗走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大师”

到了90年代，据统计，全国功法前后出现了七百余种，气功师数量达到上万人，而气功练习者高达6000万人。

这场自上而下的气功热，甚至一度蔓延到边缘的农村县城。

而随着研究水平的进步，越传越邪乎的功法到底科学与否，也越来越受到质疑。

1986年，成都科学院人体科学研究开发中心的气功人工激发系统装置，模仿气功练功过程，据称可以帮95％以上的人在一周内获得气功。

199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明要破除伪科学。

一年后，气功热逐渐落幕。

面对后来种种“反伪科学”的质疑，“气功大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非要拿科学来解释一切本身就是迷信。”

其实，这句话本身是对的。

但是，这不代表“大师们”就真的神功盖世。他们自己的经历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1986年，中国南极考察队队员在科考业余时间练气功。

当年的翘楚严新，曾在1986年，为癌症晚期的邓稼先治病。

当年7月，邓稼先不治去世。严大师解释，这是因为医疗专家排挤他，他没能有足够的治疗条件。

而后，他去美国继续从事“气功科研”，成立了“国际严新气功科学学会”，据说和哈佛、耶鲁、MIT都没少合作，还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CI发了十篇论文。

研究至今，尽管引用率几乎为零，但这成了很多人相信严大师的最硬核的论据。

1987年，严新在沈阳为患者做气功通电试验。

“超人”张宝胜，栽在了95年北京电视台的一场表演。

表演中，准备从密封瓶里“抖出来”的药丸，因为藏身上太久，粘在了手上。据现场目击者说，张大师从一小门溜走，从此神龙不见踪影。

1990年，据称图右男子练铜钟功只一月，便可隔柱推人。

“自然中心功”创始人张香玉有一次给患者李文莲怯病。

她在北京天坛公园表演“人神大战”，身穿黄衣黄裤，头扎黄绸，抱着一颗古柏又跑又跳，又唱又叫 —— 我要是公安局凭这打扮就得抓他，你黄巾起义啊？

两个多小时后，宣布与天神战平。这体力消耗，也不能说不敬业，起码省级巫婆水平。后来，此古柏因为带有仙气，招来大批信徒围树练功。

同年，患者李文莲不治身亡。

1994年5月，北京，八大处公园，练“香功”的妇女们。

香功创始人田瑞生则把自己也赔上了。

1995年4月，他在北京首体连做做两场带功报告，称接了他的功，可以把带来的自来水变成带功水，常喝可以长命百岁。

5个月后，田大师因癌症去世。随后，他儿子瞒报死讯，骗领其父退休工资3年，金额高达……一万三千元，被判刑10个月。

王林发功现场。

2017年去世的王林大师，其实当年根本排不上号，可是成功地从90年代一直活跃到2013年，才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逮捕。

2018年，张宝胜也和好多别的大师一样，不到六十就不和世间俗人玩了 —— 死了。

1989年，北京地坛公园练罗汉功的民众。

时至今日，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飞速进步，在分享秘术时，已经很少有人傻呵呵地用聚众传功之类原始方法了。

不过，那些保健秘术，都与时俱进地活在了微信朋友圈里，动动手指头转发“以下十种食物不能一块吃”，就可以功德无量地帮人预防癌症。

很多富起来的群众也懒得再自己练功，而是转而相信，花几千块买点保健品，就可以“调理任何男性问题”、“更年期不烦燥”、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走路也有劲了……

我不知道，无理性是不是人类不可救药的本性。

要不为什么拥有了现代化技术的人，却依然可能活在蒙昧的世界里呢？

中国人在贝加尔湖建水厂有多难？

贝加尔湖是俄罗斯境内伊尔库茨克州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的界湖。作为世界上水容量最大的淡水湖，这座湖周边还有着富饶的各种资源。由于其和中国在历史上的关系，贝加尔湖的开发活动一直以来就受到中国群众的关注。

伊尔库茨克州和布里亚特共和国之间的贝加尔湖

前不久，贝加尔湖还因为疑似和中国有关的一些开发活动，爆出了一系列新闻，引发了中俄两国人民的关注。这是怎么回事呢？

贝加尔湖矿泉水

今年3月，俄罗斯爆发了一起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散步”活动。

这次事件的发酵过程肇起于今年1月，俄罗斯的AquaSib公司投资15亿卢布（约合2.27千万美元）准备在贝加尔湖南岸兴建瓶装水厂。截至目前为止，工厂的建设正在进行中，按照初始计划，工厂将于今年12月开始投入使用，并在2021年实现满负荷生产。

工厂开设在贝加尔湖西南端的库尔图克

在工厂完工之后，计划在贝加尔湖中每年提取1.9亿升纯净饮用水，并生产成瓶装水销售，其中20%销于俄罗斯，剩下的80%销往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

乍一看这件事情仅仅只是生产出的产品售往中国而已，其他环节好像均与中国无任何联系，完全是俄罗斯自己的生意经。

但是，问题就是出在了这个公司上面。这个俄罗斯工厂的资金来源大部是大庆贝加尔湖水业有限公司（归中资企业所有），公司的构想成型于2017年，当时就受到了伊尔库茨克州当地政府的欢迎。政府还将这个工厂的建设列为当地的优先项目，被认为是拉动就业和外汇收益的重要项目。

2017年伊尔库茨克州的相关投资项目

俄罗斯远东真的是缺钱缺人，欢迎这个来自中国的项目并不奇怪。

矿泉水厂终下线

不过政府欢迎的事，老百姓未必能理解这份苦心。

近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有将近110万民众在网上进行署名签字，发动请愿活动，反对该企业在贝加尔湖旁建立瓶装水生产厂。而在线下，俄罗斯有数十个城市在3月24日星期天进行“散步”活动，其中包括莫斯科。

然而这已经不是俄罗斯民众第一次为针对中国在贝加尔湖进行开发而进行的大规模活动。

这是个颇为寒冷的世界

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

保存着巨量的淡水

在这之前，无论是中国商人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开发房地产，还是俄罗斯境内的森林被滥砍滥伐并出口到中国，均受到了民间不小的抗议，无论利益相关方的中国成色有多浓。

但与前几次抗议所不同的是，前几次针对涉及中国的抗议活动，其国内媒体以及官方层面上并没有多大的反应。而这一次，除了俄罗斯多家媒体进行宣传报道以外，其国内许多知名文艺工作者都加入到了口诛笔伐的行列，声势浩大。

俄罗斯文艺工作者科热夫尼科娃在Instagram 上

反对在贝加尔湖建设工厂

随着事情规模的扩大，事态愈发严重，最终惊动了俄罗斯国家杜马。有的议员要求伊尔库茨克州的当地检察官对该项目的合法性进行重新评判，以至于梅德韦杰夫都亲自过问过此事，可能普京也多少有所耳闻。

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当地的检察官也做出了一些表态，表示将对该家企业进行调查，并力图阻止其兴建水厂的活动，还要对当时所签的合同重新评定，真可以说得上是弄了一个大新闻。

但是也要体谅一下当地检察官的所作所为，这档子事发生的时间实在是太不科学了，正好是发生在贝加尔湖石油泄漏与工业废弃物排放事件被披露后不久的这一更加敏感的时间节点上。

俄罗斯境内的石油污染

当地的政府官员进行了一系列行动，调查该公司的一些情况，并关注当地居民的抱怨声音。

就在这个时间节骨眼上，该公司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并怒斥各种流言蜚语，该公司发言人坚持认为：“一家，两家，即使一千家水厂建立，对贝加尔湖造成的伤害也不如一个旅游度假区。”

库尔图克附近的另一处矿业设施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难免的

然而检察官并没有因此停止对该工厂的调查。结果还真出事了，检查人员在建筑工地周边发现了大量石油痕迹以及大量工业废物的痕迹。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还发现该工厂违规建立运输水设施。

该公司发言人解释称：“在一月份的时候，州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曾来过此，石油痕迹与工业废料在其走后的第二天就处理掉了。而运水设施的建造所需的许可证和其他一些文件早在一周之前提交到了检察官办公室，但至今没有得到州检察官办公室的许可。”

不好的消息接踵而至。今年3月初，贝加尔湖环境办公室发表报告提到，工厂建设在一个独特的沼泽生态环境之中，有一些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工厂的建设会使生态受到影响。然而该工厂的老板表示：“没听到过！在工厂建设中从未收到这样的报告。”

最终的结果还是很可惜，在本月15日，伊尔库茨克州当地媒体发布消息称，西贝加尔跨区环境检察院提出诉讼后，法院已经暂停了贝加尔湖沿岸引发争议的瓶装饮用水厂的建设活动。

贝加尔湖的保护

工厂是停建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也跟美国一样，各种报社记者随时都想弄个大新闻，经常制造各种“Fake News”！比如俄罗斯的《新消息报》网站中爆料了俄国某知名网络博主的发言，竟然认为贝加尔湖的水将通过管道直接运输到中国境内。

这种从成本上就不合算的方法，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中国消费者只不过是想喝一瓶贝加尔湖的水，用瓶装出口的方式就足够了。

离的还是有点远的

出口饮用水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仅在俄罗斯一家常见，在其他国家也是常见的现象，比如意大利或法国。况且，贝加尔湖水是可再生资源，其周边多个地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纯净水资源，附近大都设立了水厂生产饮用水。

出口矿泉水为什么那么在意呢？

所以俄罗斯境内的声音也并不是一边倒的，在伊尔库茨克州网站，也列举了多条支持建厂的理性意见，并给出了理据：

第一，项目和生态方面得到了肯定，并公开听证会，工程也取得了当地居民的同意，不存在暗箱建厂的操作；

第二，俄自然资源部已经认定，抽取饮用水不会破坏当地生态，而贝加尔湖周边也存在多处水厂，其生产制品不光售予中俄，还售予韩国；

第三，该工厂将为当地增加150个就业岗位，且只雇佣当地人，有利于远东脱贫攻坚；

第四，工厂将为贝加尔湖投放1万多尾鲟鱼苗，以维护贝加尔湖的生态环境，等等等等。

俄境内支持工厂的声音

就连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行政首脑都表示，抗议活动中那些认为建造瓶装水厂会导致贝加尔湖水位下降的言论都是一派胡言。

不过这样跟被怒火冲昏头脑的那些人理论是不管用的，他们看似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实则另有考虑。

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当地民众害怕中国的影响力向北扩张。不仅是贝加尔湖，只要一有关于中国的丑闻，一些民间俄媒便会竞相报道，这反映了部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心态。

中间其实还隔着一个蒙古国

要说怀念故土，那首先也是蒙古国

在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目前局势不是太稳定，人们并非单纯不满中国和中俄关系，也是对俄罗斯社会和当前现状的不满，找寻的另一种发泄途径罢了。

真要说起来，贝加尔湖周边环境的生态破坏现象从苏联时代就开始了，那时候他们在贝加尔湖畔建设了一座造纸厂。造纸工业是高度污染工业，纸都造上了，取点水根本不算什么。

贝加尔斯克造纸厂

要说起有理有据地取缔水厂，去年6月份伊尔库茨克州法院的操作是让人心服口服的。当时他们也裁定禁止一家中国饮用水加工厂从贝加尔湖取水生产，原因是该中资企业直接从原贝加尔湖造纸厂厂址取水，取水的同时并没有能够有效控制水质，因此责令该厂停产。

中资企业直接从贝加尔湖造纸厂厂址取水

贝加尔斯克镇（Baykalsk/Байкальск）

又译为贝卡斯克镇

不过依法取水可能也不管用了，毕竟民意汹涌起来，谁都管不住。

希望这一点点小挫折不会影响到中俄关系的正常发展。

劳工移民：低生育率国家的最后底牌

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外籍劳工」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对新闻中欧美各国的移民也多抱以恐惧情绪。然而在难以提振生育率、劳动力短缺的现代社会，「引进外劳」已是最后一张底牌。

坠入低生育率陷阱中的东亚各国，无一不为社会的未来而忧心忡忡。

生育率降低造成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缺乏适龄劳动力。劳工荒不仅影响着经济，也在工薪阶层中渲染着恐慌：我们退休之际，谁来给我们续社保？

· NHK的纪录片，展现了养老金不足的可怕后果

面对劳动力不足的威胁，「引进外劳」是比提振生育率更快捷、也更通用的手段。

但对于劳动力一度极大丰富的中国来说，「外籍劳工」的概念非常陌生，甚至普遍对新闻中欧美各国的移民抱以恐惧情绪。

根据人社部2012年的数据，在中国拥有合法工作许可的外籍劳工为24万人，仅占全部劳动力的0.03%。像香港重庆大厦那种各国无产阶级云集的市容市貌，虽然是游客朝圣观光的乐园，但在内地社会却绝不会是人们心中的发展榜样。

而且，即便在批量引进过外劳的国家，难免存在文化融入、族群关系等真实的社会问题，这些是中国舆论眼中的「移民乱象」，也是媒体和政客的关注焦点。

但无可否认的是，对于劳动力短缺的国家而言，外劳早已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解药。

穆斯林劳工在欧洲

向外寻求劳动力的做法，并非当代国家所独有。

早在19世纪中后期，法国便率先选择从北非殖民地批量引进劳工，大量操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的廉价季节性工人涌入法国，为宗主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法国之所以会成为当时欧洲「唯一的移民国家」，主要是因为其人口增长自19世纪以来便陷入停滞。国内劳动力不能满足工业时代的需求，只能借助外援来支撑经济发展。

·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外籍军团。1950年代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主战派宣称「只要有阿尔及利亚的三千万人口，法兰西就仍然是一个大国」，战事失利最终导致第四共和国垮台

面对和外籍工人一起到来的「异质文化」，法国人的对策颇具19世纪特色：在移民工人中强力推广法语、欧式服装和「法兰西生活方式」，力图通过文化同化，去除外劳身上的他者色彩，并许以同等公民权。

这种灌输式的同化政策并不成功，虽然看电影、喝咖啡之类的生活方式不难推广，但外劳们还是普遍隔绝于本地社会，往往全力储蓄以待衣锦还乡，将劳动所得和电影院、咖啡馆之类的新爱好一起带回非洲故土。

二战后，法国的战后工业重建面临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再次借力北非。虽然在殖民帝国体系下有着一个多世纪的外出打工传统，外劳要攀爬社会金字塔依然极为困难，其融入问题至今仍广受讨论和诟病。

· 虽常被视作欧洲左派国家典型，但法国在国民价值观上极力强调统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2004年起，法国禁止公立中小学内佩戴包括穆斯林头巾在内的宗教配饰。2010年开始，禁止在公共场合穿蒙面的罩袍或面纱

与此同时，对移民陌生得多的现代德国，面临类似问题时就更加难以招架。

二战后的联邦德国，由于战争期间大批青壮劳力的损失，与法国一样面临工业重建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1961年之前，西德尚可大量接收东德难民，但柏林墙建起后，处于高速增长期的西德很快面临了失业率低至0.8%、50万份工作无人问津的紧张局面，各大企业纷纷威胁要外迁工厂，引进其他国家劳动力便成为必需。

同年，西德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了《德国劳工市场向土耳其招聘劳动力协议》，大量土耳其穆斯林获准来到西德，为大众汽车、西门子等大企业奉献青春。

和先行者法国人一样，德国人面临外劳时，对随之到来的「异质文化」充满戒惧。

但是，他们选择的目标和对策，却与法国人完全相反。面对这些不通德语、文化差异巨大的外来农民工，西德从未试图同化，更不想让他们留下；最怕的就是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将来会赖着不走，在联邦德国落户生根。

· 很多土耳其外劳在本国也属社会最底层，很多人都是文盲。这些外来农民工跟德国本地的无产者完全无法培养阶级感情，西德工会从一开始便强烈反对输入外劳

为了防范这种前景，避免「国中之国」式的土耳其人社区在德国出现，联邦德国政府筹备了周密的措施：

外籍劳工只能是未婚人士，不能携带家属；

劳工签证最长为二年，不得延长；

而且，只有来自欧洲区域的土耳其人，才能进入德国。

· 土耳其劳动部部长探望在德国的劳工

西德政府的这套做法被称为「客工制度」，企图约束土耳其人保持「暂住」身份，为德国经济奇迹贡献力量，然后拿钱走人。

在当时的西德人看来，这套外劳政策堪称运行良好。1973年在西德工作的外籍劳工超过260万人，占当年德国总人口的4%，虽然不会说德语，完全隔绝于主流社会，却是德国经济奇迹必不可少的螺丝钉。

曾经一度拒绝土耳其劳工入境的劳工部长西奥多·布兰科，此时也张开双臂对土耳其劳工们表示欢迎。

· 土耳其劳工，活跃于德国的工厂和矿场中

由于对客工制度盲目自信，西德政府误以为土耳其外劳都会干满两年就返回祖国，完全没有必要考虑过他们融入社会的问题。

1973年西方经济危机后，欧洲各国普遍开始限制外劳输入，德国也停止引入土耳其人。从当时看来，外籍劳工输入已成历史，土耳其人在德国的大量存在也将告终。

与此同时，欧洲人试验成功的「客工制度」漂洋过海，来到了遥远的、正在迎来经济奇迹的东方。

东亚之客

人口稠密的东亚，传统上并不是缺乏劳动力的地区。即使是人口相对多元的香港，主体族群华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也高达92%，是压倒性的单一族群社会。

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最倚重的「外劳」是深圳河对岸的难民，他们多数来自广东各地，语言文化高度同质，融入问题并不突出。

最先迎来外劳需求的行业，是长期由家庭妇女承担的家政工作。1970年代腾飞后的香港，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进入就业市场，不少家庭开始聘用外籍人士负担家务。

迅速增多的「外籍家庭佣工」，成为了香港最肉眼可见的非华人群体。

· 负担不起聚会场地费用的外佣们，休息日在公共场合聚会

截至1998年年底，香港的外籍家庭佣工已超过18万，如今更达到三十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尼等国，节假日在公园、车站、过街天桥聚会，成为当代香港一景。

劳动力更加短缺的新加坡，则是从开埠以来就大量吸纳外籍劳工。1970年代，大量劳工涌入新加坡，清扫垃圾、照顾家务，还为新加坡建起了一栋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 建造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泰国劳工

台湾则长期拒绝开放「低技术国际移工」入台，外籍蓝领只能非法滞留工作。不过，1989年后，面临劳力短缺的限制，台湾也不得不制订政策法规引入外劳，截止2017年5月，已有约64万人赴台工作，以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人最多。

· 新北市2016年的开斋节活动，吸引了诸多穆斯林

和当年的西德一样，这些地区不约而同地都实行了「拿钱走人」的客工制度，而且执行得往往更加严格而不留情面。

在香港，外佣入境前必须向特区政府承诺，自己没有不返回原居地的打算，而且在雇佣合约终止后两周内必会离开香港。

此外，《入境条例》中虽然规定外国人居港七年便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但也明确说明该条款不适用于外籍家庭佣工。

从2003年开始，香港政府还向外佣的雇主家庭征收每月400元的「外佣税」，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直接表示，该措施是为了鼓励人们雇佣本地的家务工作者。这项明显以排斥外佣为目标的政策，执行10年后才被取消。

在台湾，「蓝领外劳」也很难在长期工作生活的客居地扎根，根据相关法规，他们在台工作最高不能超过12年，也无法申请永久居留。在台工作期间，他们常常遭到军事化集中管理，连人身自由状况都不无可疑之处。

· 2005年，高雄捷运公司移工宿舍中的泰籍劳工发生暴动，暴露出外劳管理、官商勾结等诸多问题，事后调查组将外劳宿舍直呼为「集中营」

台湾2016年以前修法以前，还规定外劳来台工作以三年为一期，到期须离境至少一天再重新赴台工作，结果不少人即使从未更换雇主，也须每三年重缴一次中介费用。

外籍劳工的工作压力，往往也远超受劳动法保护的本地蓝领工人。2014年，台湾「劳动部」调查发现，68.6%的外籍家庭看护公休日不放假，预计4.8万名外籍家佣全年无休。

令东亚外劳的处境尤其不佳的是，他们的工作机会往往维系于中介公司，不但要被收取高额中介费用，而且很容易被克扣工资乃至遣返回国，在遇到侵害时难以维护合法权益，媒体不时爆出外佣被雇主性侵而求告无门的事件。

· 台湾外劳在「立法院」外陈情。据称，印度尼西亚的中介费大约7.5万新台币，越南则是12万新台币以上

客工制度执行最力的，可能是以「单一民族国家」的高同质性社会而闻名的日本。

日本在引入外籍劳工方面，比香港、台湾表现得更加保守，但在劳动力短缺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向外求工。

首先进入日本政府视野的，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移民拉美的日本后裔，1980年代初，数十万来自拉美的日裔劳工「重返」日本。

这些标准和风长相的「日侨」，通常都既不懂日语也不理解本地社会文化，隔阂于本土社会的程度不亚于「非我族类」的异国劳工。

1981年，日本又推出「外国人研修制度」，允许海外日企的本地雇员以「研修」身份在日本工作。1993年又设立「技能实习制度」，允许日本企业接收技能实习生，经技术鉴定合格者，可以在日本继续逗留2年。

这些制度均以「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材」、「输出先进技术知识」为名义，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中小企业都利用制度来引进廉价外劳。「技能实习生」做的往往是倒垃圾、派报纸的工作，最多不过进入劳动密集型工厂，并不容易接触所谓「先进技术知识」。

· 在日本纺织厂工作的技能实习生

在严格的管理下，大部分外劳经过数年的劳动后，就要乖乖返回原籍，而且不能像在台湾一样，出境待上24小时便再次提出务工申请。

即便如此，日本社会对引进外籍劳工仍有很大争议。著名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曾经公开痛斥非法入境的中国劳工。「中国在肆无忌惮的盗窃日本的知识产权……这些来自外国移民在日本犯下了残暴的罪行，会导致东京内乱。」

此类言论引起诸多抨击，但石原坚持不道歉，其后又连任三届东京都知事。

不过，外籍劳工真的会工作期满就乖乖返回原籍吗？在开创了客工制度的欧洲，外籍劳工则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按期回归故土。

谁更需要谁？

西德开始引入土耳其劳工后，第一批外劳很快两年期满，但西德的企业主们并不愿意告别这些好不容易培训出来的熟手，开始热心的帮助他们延长签证，乃至在本地定居。

到了1970年代，欧洲的人权运动又随着左翼运动而风起云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西德顺应欧洲公约，实行了「家庭团聚」政策，许多土耳其劳工们的妻子和家庭成员也得以定居德国。

· 1970年，杜塞道夫机场外，等候回家的土耳其客工

这些在德国有工作、能安家的土耳其人，即使文化上无法融入德国，也不会再渴望返回故乡了。

1983年，十年后，联邦议会通过《促进回国法》，愿意回国的土耳其人可以从政府处获得一大笔奖金和补贴，结果只有不到15万人愿意回去。

· 德国随处可见的土耳其商店

据学者估计，2013年德国的土耳其裔数量在250万到400万之间，占德国8200万居民的3%到5％。也有人相信，这个数字已经超过700万。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的应对却长期落后，土耳其劳工长期生活在封闭的文化圈中，不懂德语，连日常娱乐都往往以看土耳其电视节目为主。

客居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后代们，甚至演化出了一种名为「Kanak Sprak」的亚文化语言。

 

· 电视台曾有记者进行街头随访，几乎所有土耳其裔青少年都会讲这种让德国人摸不着头脑的方言

在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肆虐的21世纪，这些与社会相隔绝的穆斯林邻人，又难免承受德国社会舆论的猜忌。时至今日，大部分土耳其裔依然在民调中表示自己不受欢迎，「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融入德国社会」。

为了改变现状，德国政府在2000年之后放弃了血统法，出生于德国领土的土耳其人也被认同为德国公民。

但是，很多土耳其移民的后代，反过来又缺乏成为德国公民的动力。对他们来说，社会的排斥并非是因为他们没有公民身份，而是来自无法改变的土耳其名字和外貌。只有在土耳其族群中，他们才能找到认同感。

· 厄齐尔是土耳其裔德国人，在移民后代云集的德国队中，只有他的身份认同遭到了最多质疑

德国式外劳政策的后遗症，至今在东亚社会尚不存在，后者凭借强大的排外动力，成功实现了客工制度的精髓。外劳无法留在为之工作的地方，更不用操心移民后代的融入问题。

然而，严格的客工制度同样有其问题。

管理最为严格的日本，技能实习生们在层层压制下，过着超时工作、薪水低廉、居住环境恶劣的生活，而毫无在日本长期居留的指望。

· 日本外劳们拍摄的宿舍视频，厨房里有老鼠一闪而过

据日本司法部统计，因为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甚至遭受虐待，仅2017年一年，就有7000多名实习生从工作场所失踪，转入非法的劳动黑市，其中中国劳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日本外劳对强加于他们的种种限制也深感不满，尤其是不得不与家人天各一方。他们往往对媒体表示，工作中的种种弊端都可忍受，只要能将父母接来日本生活。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赴日打工可能扭转命运的时代，此等工作条件和制度限制并不会挡住外劳流入的脚步；但是，随着日本和劳动力输出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引入外劳也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 记者出井康博，将日本斥为外劳的「绝望工场」

越来越不受外劳待见的日本，正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

与战后欧洲因战争损失造成的结构性人口短缺不同，今天日本社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来自于几十年来过于低迷的生育率。

根据东京商工调查的数据，2018年因严重人手不足而破产的日本国内企业合计362家，其中小微型企业占到了一半。日本国立人口问题研究所指出，如果无法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生产力的下滑将使得安倍政府面对每年约6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

· 曾经的纺织之乡岐阜，因为廉价技能实习生的离开而变得萧条

更迫在眉睫的，是缺乏照料的老年人。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占到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现有的护工数量相形见绌。厚生劳动省统计表明，2025年前，日本需要增加100万护士和护工。

正如一位客居日本的越南劳工所说：

比起移民要来日本，现在是日本更需要移民。

保守的日本，不得不对外劳敞开大门。根据安倍政府的新政策，2019年4月1日起，更多外籍劳工可以到日本工作，懂日语、从事看护等行业的外劳最长可以居留五年，而高级技能拥有者不仅可以在到期后继续居留，还能将家眷接到日本。

劳动力问题尚未全面爆发的其他东亚社会，则还在新闻和纪录片中观望着日本社会的阵痛，惴惴不安地设想着未卜的将来。​​​

“天才指挥家”舟舟，40岁了

舟舟刚出生时，胡厚培已经把自己当做《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般的悲剧人物，“有个这样的儿子，过得再差我也要陪他照顾好他。”他也没想过舟舟能有之后的风光无限。哪怕如今风光不再，胡厚培觉得，够了。

▲2014年，舟舟在排练厅练习。

舟舟今年40岁。

时间的痕迹他没躲过，白发从鬓边钻出，低垂的眼角伸出几丝皱纹。一低头，下巴上的肉赘到领口。他患了滑膜炎、关节炎和痛风，多数时间都不想动弹。

行李箱里，还装着他上个月去西安一场产品发布会时穿过的燕尾服。西服袖口起了球，内搭衬衫放久了有些泛灰。那场发布会上他没有指挥，只是露面站台。介绍语是惯用的几句：“曾出访美国、新加坡等五国三大洲，曾受到不少中央领导接见的天才指挥家。”

事实上，这位上世纪90年代末家喻户晓的“励志天才”，已经很久没有与乐队配合表演了。更多时候，他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听着伴奏带里的歌曲，随意地挥舞双臂。动作不似从前利落，节奏也慢着几拍。

“他连谱子都看不懂，不会视唱乐理、协调乐队。只是根据音乐的节律，凭感觉跟着音乐做动作。”78岁的父亲胡厚培说，从始至终，唐氏综合征患者舟舟都算不上一个指挥家，更谈不上天赋奇迹。

二十年过去，舟舟名气骤降，商业价值不复从前。所在的残疾人艺术团已经有大半年没给他发工资了，但胡厚培觉得包吃包住“还过得去”。

▲胡厚培在打饭。

对舟舟而言，在艺术团过团体生活的意义已经大于那零星几场演出的价值。有朋友陪他玩闹，有爸爸照顾起居，人到中年的胡一舟生活重新达到一种平衡。

只不过，过去的辉煌仍在他潜意识里留下痕迹。他会抱怨现在“无聊”，想回到北京去，那里有乐团、舞台、灯光与掌声。

角落里的“宠儿

立夏后的深圳，刺眼的阳光里飘起又轻又细的雨。

舟舟和爸爸胡厚培落脚的点亮生命残疾人艺术团在深圳龙岗区低山村，周围环绕着皮具厂、眼镜厂、电子厂。去年胡厚培第一次打车从机场到这里，绕城高速一路东行，没见着深圳的繁华闹市高楼环宇，花了230块钱。

在艺术团里，舟舟是“宠儿”——他是被重点介绍的第一人；正对团里大门的宣传幕布上，他曾经在舞台上演出的照片被放在正中位置；一张穿西服戴领结的单人照被做成海报，装裱进玻璃框里钉到了团长办公室门边的墙上；民营艺术团包吃包住，给了舟舟和爸爸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单间，两张双人床，配有独立卫生间。

▲舟舟和父亲居住的单间。

一个月前舟舟过生日，慕名而来的人挤满了小院。团长肖唐生把生日会安排在排练厅舞台，有六层大蛋糕和包装精美的生日礼盒。公益人士、企业家争相和舟舟合影，把红包塞在他手里。舟舟平常用的两部手机、穿的名牌T恤、宿舍里的米面粮油，都是探望者送的。

5月6日下午，艺术团要迎接一拨企业领导视察，汇报演出。聋哑残疾舞蹈演员们早早上了妆换好演出服。舟舟也比以往午睡醒得早了些，换下平日里的拖鞋，穿上一双运动鞋。

“舟舟，准备好了就下来。”团里工作人员到房间门口招呼舟舟，舟舟耷拉着眼角瞥了爸爸一眼，慢吞吞地从床边挪动下地，出了门。“他没睡好，不高兴。”一般对外活动，胡厚培不露面，半躺在小沙发里看电视消磨时间。

舟舟没有情绪管理的能力，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肖唐生看了出来，一把搂住舟舟的脖子，递给他一罐饮料，“叭”亲了舟舟一口，脸贴着脸逗他开心。

情绪稍微好些，舟舟起身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里，拿起床头盒子里的电动刮胡刀，在脸颊、脖颈上摩来摩去，往复几遍后用手摸了摸，他又打开行李箱，翻出另一只刮胡刀，对着柜门上的镜子仔细地刮着。

这是多年演出上台养成的习惯，每有他认为的重要场合出席，都要提前刮干净胡子。

▲舟舟在对着镜子刮胡子。

其实，节目单里并没有舟舟的表演，“他今天不演出”，工作人员在铺着红布的观众席上摆好每一个桌签，粉底黑字上打印着即将莅临的重要人士的姓名。舟舟也有一个姓名桌签，被摆在第一排靠近正中的位置，座位紧邻重要领导。

演员们有的对着镜子练习舞蹈动作、有的唱歌热场子、有的整理舞蹈要用的轮椅用具，舟舟一个人没事做，他趴在舞台旁边的设备操控桌上，东看看西瞧瞧。

嘉宾渐渐入席，工作人员发现第一排位子不够，舟舟的桌签被拿下，放在了角落。

高朋满座，开场，舞台灯光亮起，舟舟站在场边一角的昏暗里，他辉煌的履历仍被主持人重点介绍。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他时不时揉揉眼睛，半靠在桌子上，或者点开智能手机的界面划动几下。

当汇报演出只剩最后领导发言和合影留念两个环节时，没有人注意到，舟舟起身，从后门离开。

▲舟舟的背影。

消失的与留下

离场后的舟舟，一回房间就打开行李箱，翻出里面的衣物、零食，重新叠整齐了，再以不同的次序放进箱子里。胡厚培很快理解了他的情绪，“他一觉得无聊，就开始整行李。”

20年来，他习惯了自己整理行李，收拾行囊在他的意识里代表着有事可做，是被需要的、充实的。

▲舟舟在整理行李。

从1999年到2006年，他出访五国三大洲，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会城市，被中央领导接见，与施瓦辛格、刘德华同台。2000年在世界顶级的卡耐基音乐厅，他指挥美国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辛辛那提交响乐团演出，被胡厚培视为是儿子一生的顶峰。

舟舟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被冠以“天才指挥家”名号。鲜花、掌声、称赞，在舞台聚光灯下，像刚刚吹出的七彩泡沫。

邀约纷至沓来，一场给3万块钱，主办方往往准备高质量的食宿行招待，为舟舟配置最好的交响乐团，演出结束后陪着舟舟和胡厚培游玩。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还曾提出，要给舟舟一套北四环的房子居住。“那个房子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接受了就会受制于人，艺术团不太愿意我们私下接演出。”胡厚培说，妻子乳腺癌化疗需要费用，舟舟挣来的不少钱补贴了进去。在武汉房价单价2300元的时候，家里买了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购置了汽车。

二十年过去，泡沫破了，只留下些水迹浸染在舟舟的记忆里。

原先飞往各地演出，舟舟经常喝飞机上提供的咖啡，养成了习惯。直到现在，他每天早上与午睡之后也都要喝一杯咖啡。

他曾接受过难以计数的采访，单中央电视台的各式栏目都大大小小上了近20个。现在一见到是记者，他下意识地问：“哪个栏目的？”

对于演出，他觉得是件严肃的事情。每次在后台换好衣服做准备时，他都一本正经，不再和人打闹。有人找他嬉闹，他一手捂着西服放在肚子上，一手伸出五指闭拢做着“不”的姿势。

甚至在艺术团里，只要是从北京来的人，他都比旁人更觉得亲切一些。同团的李强和舟舟从北京走到深圳，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最辉煌的时候就是那几年在北京生活演出很多的时候，所以觉得和北京有关的，都好。”

令周围人惋惜的，是他渐渐丧失了训练的习惯。舟舟已经很久没有放着交响乐，练习指挥动作了。到深圳后胡厚培托人从网上买了台老式的CD、磁带双放录音机，舟舟近乎一个月也不会使用一次。30多盘CD，从约翰施特劳斯、贝多芬交响曲到红旗颂，全都堆放在床头，被舟舟每天吃的大桶可乐、雪碧、爆米花、花生围挡得严严实实。

▲舟舟的CD，已经很久不听了。

“原先他一天会听7个小时的CD，一章章乐曲全部跟一遍练习动作。现在没有那个劲头了。”胡厚培说。

灰色的朦胧里

舟舟的辉煌停在过去，3年前，他与点亮生命残疾人艺术团签约。艺术团成立了5年，演员60多人，有听障人、肢体残疾人，智障演员只有舟舟一人。

肖唐生承认，舟舟的名气早已不如从前——高峰时曾每年演出168场，现在已锐减至不足10场。这十多年，舟舟和大舞台、交响乐队渐行渐远，曝光度骤降，甚至被人遗忘。

回头看，2006年是一个拐点，胡厚培带着舟舟离开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之后境遇每况愈下。当时的决定，胡厚培说不后悔，“团里没有交响乐队，他演出机会也渐渐少了，无所事事，不如出来。”

在武汉，曾有人开出4.8万的月薪，成立“舟舟交响乐团。”但一年后，由于经营问题中止。2008年，胡厚培决定自己接过来干，一直坚持到2013年舟舟走穴收入锐减，乐团入不敷出为止。

▲2010年舟舟在演出中。

之后，舟舟辗转去了北京一家民营残疾人乐团。在那里，他和四五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睡觉。请一个交响乐队少则3万，乐团有时让民乐团代替，有时甚至不请乐队，让舟舟伴着CD音乐对着空气表演指挥，有时还客串些小品里的小角色。

“天才指挥家”变成了只要露个脸站站台即可的“过气名人”。

关于舟舟指挥能力的质疑随之而来，胡厚培最先在媒体面前承认儿子不是“天才指挥”。

“我说或不说，人们对于舟舟的认识是迟早会来的，这才是舟舟的本来面目。把他身上那层魔幻撕下来，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胡厚培年轻时在武汉歌舞剧院担任低音提琴手，知道舟舟只是根据音乐的节律，凭感觉跟着音乐做动作。“指挥的知识领域、专业技能要求非常高。他连谱子都看不懂，不会视唱乐理、协调乐队，根本不算是指挥。”

“真的没有人问舟舟是不是指挥家的问题，大家只听感人故事，我没有机会讲，去破坏那个氛围。”胡厚培陪着舟舟，做了很久励志符号。

但胡厚培觉得，舟舟能走到今天，得承认他确实有非常好的音乐感，加上他每天听交响乐练习指挥动作，像拿手的《瑶族舞曲》、《德九第四乐章》、《卡门》等曲子，80%-90%的动作可以跟上节拍流畅做完。

4年前，在湖南的一场文艺演出中，董锵（化名）所在的乐队与舟舟合作了一场表演。“《瑶族舞曲》、《匈牙利五号》、《拉德斯基》、《卡门序曲》这几首曲子我们都可以不用指挥演奏完，为了保险不出问题，定好等舟舟来指挥的时候，结尾听定音鼓的五拍收。”没想到，舟舟会起拍、收拍，过程中打拍子“挑不出太大毛病”。

一首曲子乐队缺了一个巴松，舟舟能注意到，曲子某处乐队没有随着他的处理走，他会停下来让大家按着他的来。“舟舟肯定是不具备指挥的条件，但能看出来，他对乐团的一些东西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如果说能否指挥是一项非黑即白的论断，那舟舟和音乐的关系，则更多处在中间灰色的朦胧里。全部否认他对音乐的理解，似乎也不太公平。

回归平寂

唐氏综合征患者胡一舟只有30左右的智商，他不会用语言跟身边人交流自己的情感，遇到不熟的来客，一句话都不回应。

现在的胡一舟快乐吗？

有时，他会在房间里呆坐几个小时，一声不吭。日子久了，和爸爸抱怨一句：“无聊”。遇上活动，他不再像从前很积极地帮忙问有没有事情可做。“你看过他前些年脸上的神态，就知道他现在没有那些兴致了。”好友李强回忆起，舟舟不适应深圳的暑热，去年夏天，他一连几天不想踏出房门一步，看到李强，说了一句“我想回北京。”

▲现在的舟舟。

网络流传着一段舟舟上个月在广州白云一场慈善晚会上的压轴表演，舟舟一个人站在舞台中间，听着伴奏带播放的《歌唱祖国》，挥舞手里的指挥棒表演。很明显，他的动作跟不上节拍，右手无力地拨动，左手时不时擦擦眼睛。不到一分钟的指挥时间里，他时而环顾四周，时而低头看看裤脚。现场工作人员见状赶忙让其他演员提前上场谢幕。

舟舟的指挥棒落下了。

“虽然智力达不到，但他也有思维，那些过去的辉煌他真的很难忘记。我不知道怎么描述以前的那个时代和现在的这个样子，但回不去了。”采访中，胡厚培多次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舟舟的处境一落千丈？

有的矛头指向胡厚培，认为他领着舟舟走穴接活儿过度消费，失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平台；也有观点认为，舟舟的故事不过是被夸张塑造出来的一场荒诞。当接受信息与发表意见的渠道越来越多，胡一舟失去市场是必然的事情。

这些纷扰，都传不到舟舟心里。唐氏综合征，反倒让二十年来名利的裹挟、境遇的辗转、人情冷暖的冲击降到了最小值。

平日里胡一舟是个“肉食动物”，不爱吃蔬菜。78岁的胡厚培担心食堂饭菜不合他口味，每两天就会给他炖一次排骨或清蒸一条鲈鱼。为了早餐能变着花样做，他拿着老年卡坐3站地公交，买烧麦换口味。

▲胡厚培给舟舟炖的排骨。

舟舟有时很自卑，陌生人给他食物，他反倒会生自己的气，认为不熟的人的东西不能拿。每晚定点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稍微耽搁一次就觉得遗憾。

艺术团里的伙伴出车祸了，他兜里揣着攒了很久的1200元零花钱去看望。“在医院大厅看到他在那里转悠，我们都吓了一跳。原来他自己招手打车去的，我们问他怎么给的车费，他就一张一张的把钱抽出来让司机挑。”同团的小黎说，舟舟最爱和艺术团里另一位智力障碍的团友玩儿，两个人坐一起，一个人问一句，三五分钟后另一个人再回答一句，可以聊一下午。

胡一舟最爱的食物是家乡武汉的面窝，一顿连吃好几个不停。有时，胡厚培觉得深圳吃住条件不好，问他要不要回武汉？“不回！”自打母亲12年前去世，武汉家里唯一的妹妹也嫁人生子，有了自己的日子。

▲舟舟在和和父亲一起吃饭。

胡一舟喜欢留在残疾人团体里生活，在这儿他不怎么自卑，也活得热闹。他经常凑到别的伙伴的宿舍里，看视频、玩消消乐、微信跳一跳上了1000多分，不到半个月手机流量花了400块钱。

舟舟刚出生时，胡厚培已经把自己当做《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般的悲剧人物，“有个这样的儿子，过得再差我也要陪他照顾好他。”他也没想过舟舟能有之后的风光无限，哪怕如今风光不再，胡厚培觉得，够了。

不久前，胡厚培咳嗽加重，舟舟等他咳完以后，对他说：“爸你抽烟多了，控制一下。”胡厚培感到惊讶又温暖，他没想到这样的话能从舟舟口中说出来。

团里的伙伴都觉得胡叔叔对舟舟太严厉了，连早上起床后先刷牙后喝咖啡的次序，都要纠正舟舟。

“现在能让他养成习惯自理的事情，就现在多要求些。我今年78岁了，还有糖尿病，每天打胰岛素。就算能活到80多，也就四五年的时间可以照顾舟舟了。我走了以后，他怎么办？他还能走多远？”这是胡厚培最常考虑的事情，他担心留舟舟一人，“身世浮沉雨打萍”。

空气愈发沉闷，夕阳灿金的余晖被黑压压的积雨云遮盖，倏忽间深圳满城风雨。舟舟最怕的暑热天，又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