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如何买到最靠谱的药

​​只是拒绝中成药是不够的。

如果你要去药店买药，即便指定只要西药，也往往会发现，同一个品名（成分）的药有几种甚至十几种，让人无从挑选。

一整排的罗红霉素，眼花缭乱的阿斯匹林，各种各样的布洛芬……

对于普通人来说，它们往往只有玄学区别，而药店推荐给你的往往是卖得最贵的。至于效果，不同的同名药则天差地别。

为什么会这样？

一种药，六百个批文

在医院里、药店中，大部分药品都属于仿制药。仿制药并非假药，但凡不是自己首先研发，而是生产世界上已经存在的药物，都算作仿制药。

比如说，阿莫西林在1961年由英国必成公司研发，1972年首次上市销售。现在，原研药专利早已到期，市面上的各种阿莫西林，绝大多数都是各种剂型的仿制药。

· 必成原厂的阿莫西林

目前，中国批准的「阿莫西林胶囊」有239种，「阿莫西林片」17种，阿莫西林颗粒69种。它们全部都是仿制药。

中国的药品批文大部分被这些仿制药占用。在16万余个国产药品批文中，仅有约5%是创新药，这个比例甚至不高于印度。

每年中国药学会都会公布一批「过度重复药品」。某一种药如果有超过20家企业在同台竞争，就会光荣上榜。

2019年，共有303种药物登榜，这三百多种药物的有效批文，竟然占据了中国全部化药及生物制剂批文的68.09%。

其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品种，俨然上千药品同台竞技。比如安乃近，852家企业持有1297个批文；比如甲硝唑，804家企业持有1171个批文。还有知名的感冒药对乙酰氨基酚，637家企业持有1102个批文。

· 对乙酰氨基酚就是著名的「扑热息痛」

相比之下，药房柜台上的几种到十几种同名药品简直充满了善意。

好在这几千种药你并不是都能买到。如果这些企业都开足马力生产、销售，全国的患者加起来，恐怕也没那么大消费能力。

实际上，大量的仿制药批文处于「僵尸」状态。有1171个批文的甲硝唑，最近三年在售的仅一两百个。拥有1003个批文的土霉素，最近三年在销售的竟然只有19个（CMEI的统计。不同的统计口径有所差距）。

对于圈外人而言，这简直就是医药行业迷惑行为。药店里的同名药物本就不少，药监局手中的批文数量竟然可以更多。

难不成药企费了好大劲申报批文，是专门搞收藏用的？

中国式仿制药的泛滥，还要从十多年之前说起。

在2007年之前，中国药品的批文是可以通过贿赂买到的。在郑筱萸执掌药监局期间，企业花几万至几百万不等，就能把申请一个批文所需的全部材料买下来，并用假样品通过检验。

· 2007年，郑筱萸被判处死刑

2005年全年，中国一共批准了11086件药品注册申请，这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过万。不过这三年间，通过审批的化学药品中，自主知识产权品牌仅有212个，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当时海南有个叫康力元的药业集团，凭借与药审中心的关系，每年能拿一百多个批文，到2006年居然拿下了三百多个批文，再将它们高价倒卖出去。这个没有自主产品的药企，就这样成了总资产超过10亿的明星药企。

滥发批文带来的成本当然最终转嫁到了消费者的头上。在郑筱萸倒台之后，积累的十余万个批文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中国仿制药的发展添负担。

为什么药同名，疗效不同？

经常用药的人会发现，不同企业生产的同名药品，效果往往千差万别。同一种止痛药，有的吃下去就是不止痛；同一种过敏药，有的吃下去过敏仍然持续。

在中国的药审体系下，假设原版药和所有的仿制药效果差不多，是不现实的。

保证仿制药和原版药疗效差不多的过程，名叫「一致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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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的一致性评价包括药学一致性（CMC）和生物等效性（BE）：前者通过各项体外系数，验证仿制药的质量；后者与药物的吸收有关，能间接推知仿制药的疗效。

中国的十多万个现存仿制药批文，要求哪种评价？一个都不要求。在2012年之前，中国甚至没有开展相关的工作。

在今天，做一个药的一致性评价，保守估计需要500万元。每做一轮生物等效性验证就要花费300万左右，如果几轮不通过，费用飙升至超过千万也是有可能的。华海药业三个规格的缬沙坦神甚至花费了超过两千万元。

在一年发一万多个批文、其中绝大多数是仿制药的时代，可想而知，没有人愿意花这笔费用，走这套复杂的程序。

既往以来，中国的仿制药只要含有相应的成分就可以。不过，药物发挥作用，并不是把成分送进人体就行的，药品的各种工艺细节都会影响人体对药品的代谢过程，从而影响药效。

所以，广大患者学会了用脚投票，宁可买昂贵的进口原版药。

像《我不是药神》中的原型药伊马替尼，2018年在中国的总市场份额中，诺华的原研药占70%，中国三大仿制药的市场份额加起来，还不如原研药的一半。

· 图中的「昕维」就是格列卫的仿制药

决策者也意识到这样不是长久之计。美国花了三十年推行和完善一致性评价体系，日本也花了十年，按照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规律，中国花上两三年应该就可以了。

2016年，国务院发布文件称，医保基本药品到2018年底要完成一致性评价，不然就踢出基本药品目录。

不过，强人所难的任务从来完不成，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由于十年前积累的批文太多，有些大企业一下攒了一百多个需要做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一个药走完全流程，保守估计需要一年半左右,虽然同时进行并非不可能，但很少有企业能一下拿出如此之多的预算。

2018年，忽然有一种企业一夜暴富。这种企业叫CRO公司，简而言之，就是帮药企做研发的公司。大部分一致性评价的工作都转移到了他们头上。

· 药明康德，中国最著名的CRO企业之一

不但药企的研发资源短缺，一致性评价需要的临床试验基地也短缺。目前全国共有六百多家临床试验基地，既要接纳新药的临床试验，也要接纳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这些机构大多数是三甲医院，并不待见只能赚个床位费的临床试验部门。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到了2018年底，全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总进度只完成了不到10%。

谁在替你挑选药品

既然在中国，同名的药物疗效可以相差巨大，那么医院是怎么决定自己进哪种药的呢？

中国医药界有一个能够牵动数十亿产业的文件，叫做「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它指导性地规定哪些药品需要进医保、进医院。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是一个又复杂又玄妙的东西。首先，它只收录药品名，不收录商品名。其次，在实际采购的时候，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决定买哪个品牌。

也就是说，在地方采购、具体进医院的时候，我们上面提到的在销售的几百种阿司匹林、几百种甲硝唑、几百种安乃近，是同台竞争关系。

能否招到标，进入地方采购，往往决定了一个药物销售能够走多远，能否在几十上百个同类仿制药中脱颖而出。中国的大多数地区按省为单位进行采购，政府招标，企业投标。接受采购的药品，在同名药品中，一般能够占到六七成的市场份额。

​所以药品采购，招标的标准是什么呢？

原则上而言，招标会先选原研药，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如果是政府定价品种，医学界会给出一个专家意见，兼顾成本与效果。

实际上，鉴于通过一致性评价者寥寥无几，几十上百种仿制药往往从表面上看不出区别。这就给了权力寻租很大空间。

一般来说，各省在招标的时候，只标需要采购的品种，不标需要采购的量是多少。对于药企来说，某种药品中标只意味着有权进医院，却并不意味着必定销路好。想要保证销路，还得靠医药代表进行「地面推广」。

医药代表有个行话，叫「统方」，也就是通过各种手段，统计医生给某种药开了多少处方，方便给回扣。

另外，医院还买进大量的自费药品，这些药品一般不走公开招投标。所以医院的医药采购人员就成了权力极大的地头蛇。

各类新闻中，经常出现医院的采购员因为受贿被判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医药代表和采购员是抓不完的，必须从制度上着手改进。去年年底上线的「国家集中采购4+7」，组织了十一个试点城市，带量采购31种仿制药。由于明确标出了采购量，并且由国家统一组织，在预想中，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医药代表的活动。

不过，如果中国的仿制药依旧在效果不可控的方面保持同质，成十上百种仿制药的恶性竞争，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有办法避免买到「中国特色仿制药」吗？

最保险的方式还是上正规医院、遵正规医嘱，买进口药，或者外国品牌在中国生产的药物。如果没有进口药、没有医生推荐，相对而言，大品牌、大药厂生产的药品会更有质量保证，但普通人对于谁算大厂，往往又缺乏判断信息。

药审中心数据库对于一致性评价的更新不是非常及时。一些商业数据库可以查到比较新的药审数据，不过对于普通人而言，门槛似乎还是太高。

这些办法离人们购买家庭常备药的生活场景还是颇有距离。于是，中国人最常用的选药方法，就只剩下壮着胆子看广告了。

中国人荒唐的“人参迷信”，是如何形成的？

在中国，人参被视为一种灵丹妙药，具有包治百病的神奇功效。而现代医学早已通过细致分析，指出人参的主要成分“与胡萝卜根差不多”。

中国人的人参迷信，从何而来？

明朝以前，与干枣并列

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后来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

至明人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声称“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脱颖而出”，登上“神药”的地位。

明代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是“辽东”地区（今辽宁西部）的“辽东参”（又称“辽参”）。

当时，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药材。比如，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

显然，对苏轼而言，人参和干枣一样，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保值百病的良药。动辄托人顺路带上“数斤”，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

明代之前，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梦溪笔谈》里记载，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不过，从苏轼为满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参来看，普通上党参在北宋，仍属普通之物。

人参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直到明朝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很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1钱5分。

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斤。按照《本草纲目》（成书万历年间）的说法，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上党的采参业没落，市场上只剩下来自辽东的人参：

“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

至崇祯时，参价已高达到16两白银/斤。

政府与商人共同炒作

人参地位大变，成为神药，发生在清代。主要原因如下：

（一）人参被视为清朝王气的具现

人参的命名，有着很强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传奇小说《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将这种志怪玄谈视作人参药效的由来，也写了进去：“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③

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比如，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阮葵生认为：“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明确将人参的生长与东北的地气联系在一起。

图：人参满足了中国人“以形补形”的古老趣味

（二）清廷垄断人参贸易，推高参价暴涨，加剧民间的人参迷信

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明朝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

女真和明朝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曾是女真最重要的财源。比如，从万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8个月时间里，海西女真人在边境和明朝交易26次，售出人参1733.75斤。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明朝政府为购买人参付出了白银3万两。为减轻国库压力，降低人参价格，明朝政府曾一度关闭边境的贸易市场，导致建州女真积压的10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

在纠葛不断的人参贸易中，女真渐渐集聚起了对抗明朝的力量。

清朝入关后，皇室继续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乾隆年间，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参局”。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

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

朝廷垄断人参贸易的结果，是参价的暴涨。比如，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销商。这些官办经销商不遗余力哄抬人参价格，至乾隆中期，人参价格已达到600~800两白银/斤；嘉庆年间，更突破至2000两白银/斤。

参价的暴涨，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生徐灵胎，写过一篇《人参论》，提到时人存在着一种“因人参价格高而迷信其疗效”的心理：

“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

大意是：患者相信参价这么高，那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医者也乐于利用患者这种心理，动辄给他们开人参吃——患者吃了人参后，若病情仍不见好转，不会埋怨医生。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是真治不好了。

图：乾隆末年到道光年间的人参价格（来自蒋竹山《人参帝国》）

（三）皇室大量服用人参，对民间起到示范效应

大量上品人参被清宫留用，是因为皇室对人参的消耗量很大。

据清宫档案《人参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后两年，“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他还写过一首《咏人参》诗，说人参“五叶三丫云吉拥，玉茎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嫔、公主也服用人参。

慈禧太后也常吃人参。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时间里，“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

清朝皇帝还时常用人参赏赐大臣。如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10斤；大学士傅恒在金川领兵作战，水土不服，乾隆帝赏赐人参3斤。清朝的藩属，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也都收到过人参这种特别赏赐。

有了皇室带头示范，民间对人参“神效”的迷信一发不可收拾，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执念。

图：大会堂吉林厅展览的“人参之王”，重285克

（四）江南“温补”文化，迎合人参迷信

从乾隆时期开始，江南发展起一种古怪的补药文化。如当时的医生徐大椿说：

“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评非常到位——当然，他所说的“外邪入里”云云，也同样玄虚。当时，很多江南医生喜开补药。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又数人参。

医界的这种风气，其实也是在迎合时人的人参迷信。既然“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亦竭力购参以服之”——无论贫富，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能治好痼疾，那么作为医生，最安全、最赚钱的办法，无疑就是开药时多开人参。

此种温补风气之下，清朝还出现了一批“人参购买指南”。陈烜《人参谱》、唐秉钧《人参考》、郑昂《人参图说》等介绍人参种类、产地、气味、功效，教人们如何分辨人参的真伪的著作，都是当时的养生畅销书。在这些畅销书的运作下，人参出现了所谓“尖顶熟”“统顶”“条小”“统糙”“须条”“泡条”等上百种名目，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消费水平的购买者。

清朝对人参的神化影响至今。时下仍有很多中国人相信，人参是一种包治百病的补药。其实，科学检测早已证实，被认为药效最强的参根，主要成分与胡萝卜相似；参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后也仅表现出很低的药性。《美国国家药典》早在1937年删去了“参”（包括人参、西洋参），认为它们的医疗、保健价值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

图：清朝人参的部分分类（来自于蒋竹山《人参帝国》）

 

日本是怎样废止中医的

日本是怎样废止中医的

与谣传中的相反，日本人并不爱看中医。日本没有单独的汉医学专业，行汉方医也必须拿到「西医」执照，汉方制剂仅占国内药品产值的 2%。两个在「中医」上起点如此相似的国家，为什么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医学现代化之路？

 

和中国谣言对日本汉方的吹捧相反，日本人自己并不待见自己的汉方医药。

被中国人「爆买」的汉方制剂，2017 年的年产值为 1968 亿日元（124 亿元），仅占日本国内药品产值的 2%，还不到中国万亿规模市场的零头。

其中，80% 左右的药材原料依赖从中国进口，又有将近 80% 的成品卖回了中国。单津村药业一家，去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就超过了千亿日元。

· 日本汉方治剂的产值逐年统计

日本没有单独的汉医学专业，所有医生必须先读「西医」，行汉方医也必须拿到「西医」执照。估计日本实际行汉方医的人数为 1.5 万，考虑人口比例，也很难与中国的 52.7 万（2017 年）执业中医相提并论。

相比中国人，日本人对汉方医药的不信、不认、不用可谓一目了然。

为什么两个在「中医」上起点如此相似的国家，最后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医学现代化之路？

不同的医学现代化起点

对日本近代西医崛起的讲述，经常以杉田玄白为起点。他出生于 1733 年，是医学家和儒学家，与达芬奇式发明家平贺源内是死党。

· 杉田玄白像

他对汉医解剖的质疑起源于他的朋友山胁东洋。山胁东洋在解剖死刑犯时，发现实际人体与中医典籍所记载的结构相去甚远，而与「南蛮」「红毛」的记载接近。

于是，杉田玄白等人翻译的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在日本医界引发轰动，被福泽谕吉等人推广开来，成为日本「兰学」（荷兰人传入的西方学术）与维新之滥觞。

就在同一个时代，中国也出了一位中医解剖的怀疑者，叫王清任，出生于 1768 年，也是由于观察死刑犯产生了疑问。

这位半路出家的武举人医生，全凭自己的大量实地研究，写成了解剖学著作《医林改错》。该书甫一出版，就被中医学界批得体无完肤，除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伦理批判，还不乏「中医脏腑与解剖学无关」的论调。

这并不是因为大清的医师比日本医生更加愚蠢，而是两者的起点根本不一样。

在杉田玄白和王清任的时代，日本引入的西医就已超过了中国。

欧洲医学传入中国，始于 1580 年的利玛窦来华。但这些被传入的欧洲医学偏重书面理论，仍处于传统医学阶段，还在大量沿用古希腊古罗马的过时认知。

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性学粗述》、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将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论介绍到了中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瑞士传教士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讲解剖学，则相当于将古罗马盖伦的学说复述了一遍。

更有甚者，波兰传教士穆尼格把当时西方的先进学科——「占星医术」，连同占星术一起，写成了《天步真原》。

对于 16 世纪末的明代医家来说，这些纸上谈兵无异于一套西洋版「阴阳五行」。

著名医家王肯堂是利玛窦的好友，但他们的交流记录中只字未提医学；王肯堂的著作中吸纳了诸多西洋的解剖学与外科法，但他的本体论仍是纯中国式的。当时中国人对西洋医学的态度可见一斑。

同时期到达日本的传教士，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天地。

1552 年，葡萄牙传道士阿尔梅达（LuisdeAlmeida）抵达日本。此时日本正值战国时代，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马上就要开始漫长的战斗，织田信长才接任家督不到一年。

武士们的实用主义，让他们对所有能治疗金疮的方法网开一面。1556 年，阿尔梅达在丰后的府内设立了第一家西洋医院，亲自负责外科。葡萄牙传教士们开办医院、广泛收徒，开创了「南蛮流外科」。

· 位于大分市的「日本西洋医术起源纪念像」，表现的即是阿尔梅达给人治病的场景

和剑术、花道、茶道乃至烹饪等各行各业一样，日本的西洋医术也迅速以家族和学徒为单位，开始流派化。

丰臣秀吉在 1587 年开始禁教的时候，「南蛮流外科」已经在日本扎下了本土化的根。栗崎流的初代栗崎道喜，此时很可能已经来到澳门，花 20 年的时间学习南蛮外科术。他在三十多岁上回到日本，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培养成了医术上的继承人。

等到天下太平，德川幕府把洋人清除出去，道喜的孙子正羽（栗崎道友）已经成了幕府的医官。

稍晚，在宽永、正保年间，另一派西洋外科进入了日本。荷兰商人在长崎开办医院，带来了「红毛流外科」。1650 年，德国医生尚柏格（CasparSchamberger）治好了一位高官，使「红毛外科」成为了幕府认可的显学。

· CasparSchamberger

流行于上层的「红毛外科」也培养出了自己的本土流派，比如河口和鸟饲等侍医家族，并且在繁盛程度上很快胜过了「南蛮外科」。到 17 世纪末，这两大流派还一度出现了合流的趋势，后者向前者归宗拜师。

这两派医家虽然仅能在汉方医的夹缝中求生，但绵延不绝的理脉一直影响到百年之后的江户中期。

比如说，杉田玄白医学上的师傅是西玄哲，他的父亲西玄甫是沢野忠庵的门徒。而沢野忠庵是弃教的葡萄牙传教士，本名 CristóvãoFerreira，是最早在日本收徒的「南蛮外科」始祖之一，培养出了杉本、吉田、西玄等多个世家。

西洋医学的本土化和有序传承，没机会在古代中国发生。

方以智、王宏翰、毕拱辰、汪昂，是中国少数在 17 世纪就接触西方医学人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是当时的西洋科技全书，王宏翰的《医学原始》堪称中西医汇通第一作，毕拱辰则身体力行开晚明西学东渐之先河。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几位先驱之后，中国人主导的西医研究几乎断了线。他们超越时代的学说大多没有通过弟子继承下来。

明朝灭亡后，传教士西医继续服务于清廷，虽然经历了短暂的教禁，但清国从未彻底把传教士清除出去。洋人开办医院、成为御医，甚至还有两名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进宫给康熙皇帝讲过解剖学。

·《钦定骼体全录》，史上第一部满语医学译著，也是康熙皇帝的学习内容

康熙同时意识到：

此书乃特异之书，故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也。

这么精神污染的东西，朕研究一下也就算了，怎么能拿给大家看呢？

在大清国的限制下，科学有意不向士人普及。西医仍然依赖传教士和洋人医师，除了痘师、眼科等少数门类，西医在清前中期没有培养起传承有序的本土师徒关系；翻译的图书也大多没有刊印。

于是，当生活在乾隆到道光年间的王清任走向屠宰场观察动物的时候，他在认知工具上就已经输给杉田玄白将近二百年了。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并未提及西洋医学，著作中也有诸多西方解剖学早已解决的舛误。他很可能只读过方以智、王宏翰等人一百年前的著作，这些人又只能参考的明中后期传教士的著作，所以保留了一些更早的舛误。

在威廉 · 哈维《心血运动论》出版二百年之后，王清任仍然认为动脉中流淌的是气体，可见百年间毫无交流之景况。

所谓「中西医汇通学派」直到 19 世纪后期才登上历史舞台，重新发掘这几位明末清初的前辈。那时，日本已在讨论要不要废止汉医。

幸运的杉田玄白，不幸的王清任

杉田玄白之后的故事仍然并不简单。西医从一群人的医学流派，成了日本唯一被国家认可的医学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中不能忽视的一大因素，是「西医」自身的进化。

16 世纪的「西医」，还是体液学说和帕拉塞尔苏斯这样的术士的天下。除了解剖学开始走向科学外，其医学理论、临床效果甚至还不如中日传统医学。

但就在这三百年间，「西医」与现代科学合流，成为科学医学（scientificmedicine），发展出了细菌学说、疫苗、消毒术、化学方法提取药物等新科技，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方面，逐渐产生了碾压汉医的趋势。

《解体新书》日文版出版于 1774 年，向前距离阿尔梅达 218 年，向后距离日本正式废止中医 94 年。上下三百年间，西医在日本逐渐普及开来。

从 1720 年德川吉宗将军放宽禁令开始，长崎一波波输入的医学翻译著作从未停止；医术讲习所和医院的创办也源源不断。

· 兰医佐藤泰然开办的诊所兼学校「佐仓顺天堂」，是日剧《仁医》中仁友堂的原型，创办于 1843 年，很快成为日本西医教育的中心

牛痘技术在发明之后，很快传到日本。1858 年，兰方医（学习荷兰医术的医师，逐渐成为西医的统称）伊東玄朴等人设立江户种痘所，开始向全国推广，到 20 世纪之前基本在日本消灭了天花。这是对汉方医「胎毒」理论的沉重一击。

梅毒则更能说明问题。据现代医学史家估计，江户中期可能有 50% 以上的城市居民携带梅毒。虽然当时西方提倡的汞剂疗法并无效果，但依托俄罗斯人和英国人的财力，兰方医进行广泛的检疫和隔离治疗，事实上控制了梅毒的传播。

到维新时代前，不断进化的日本西医在水平比试的拉锯战中，已经大幅胜过了汉医。

现在，是时候为自己的师祖正名了。

·《重订解体新书》（1826 年），作为对解体新书的勘误出版。当时正是确立西医地位的关键时刻，重要译者前野良沢和中川淳庵的名字为什么未能出现在书上，至今仍无好的解释

重订《解体新书》的重要人物之一叫大槻玄沢，是杉田玄白的学生。他有一个重要的徒弟，叫绪方洪庵。绪方洪庵开了一家兰医学堂「适塾」，培养出了数十位活跃的幕末维新派门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泽谕吉。

· 福泽谕吉，以「脱亚入欧」理论知名，在日本维新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上一代「万元男」

当初弃教的葡萄牙传道士沢野忠庵，大概想不到自己的六代徒孙会成为如此颠覆性的人物。

1868 年，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开始奔走在「脱亚入欧」的路上。1874 年政府实行《医制》，逐渐取缔汉方医教育、推行西洋七科医学考试方案，不合格者不得执业。

此后的三十余年间，汉方医的遗老遗少虽经大力奔走、在脚气病之争上小规模获胜，仍无法证明汉方总体上真实有效，《医师免许规则改正案》两次投票未获议会通过。

从此，日本汉方退居生药制药和学术领域，在临床上一蹶不振。

· 日本汉方药的市场越来越集中于中国，也变得越来越懂中国人

中国的西医远没有如此的幸运。当大清扑街、传教士重新来华，传播一种和三百年前迥乎相异的「西医」时，「汇通学派」们才把明末清初先辈们的著作翻出来，奉为鼻祖。

这样软弱无力的本土化，结果可想而知。民粹主义一回潮，没有本土根基的中国西医跟洋教一起成了排斥对象。1900 年，义和团仅在山西一省就烧毁了二百余家教堂和医院。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全中国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人。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说：「现在全国约有二千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

1929 年，民国政府也曾想要学习日本，废止中医。

该案的提出者余云岫就是日本留学的海归。他提出了「废医存药」，并且跟汪精卫等人提了通过行政命令废止中医的提案。当时，国民党的高级卫生官员，像汤尔和等人，全是海归派西医出身，因此议案顺利进入讨论。

· 余云岫质疑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出版于 1916 年。他认为，中医理论皆凭空杜撰与巫术同源，中医脉法自欺欺人，中医不能预防疫病，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不过，当时的西医在上层也没有群众基础。很多元老，比如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就是「挺中医」的代表。而且「废中医」者多是亲日派，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难免遭到政敌发难。

没过多久，余云岫的提议就一地鸡毛地结束了。

1949 年后，西医更没了翻盘的资格。一穷二白却又要在农村普及医疗，只能依赖中医和连中医还不如的赤脚医生，于是领袖钦点。晚年的余云岫也研究上了中医，写成了煌煌医史巨著《古代疾病名候疏义》。

今天的中国舆论场上，「中医粉」与「中医黑」无休止的争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医在中国省略了一两百年的磨合、碰撞、切磋的过程，直接跳到了最后一步。

日本人则用他们的医药系统和药物市场雄辩地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军工访谈』内蒙古一机集团兵器专家官笃超：601装甲钢是这样炼成的

 

本期人物：官笃超

官笃超：四川省威远县人，1956年来到包头，跟随苏联专家学习装甲钢冶炼技术。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中断了镍、钼等战略物资对中国的输入，官笃超等冶金、材料科技人员和工人，在工厂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指导协助下，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无镍601装甲钢”和第二代“少镍钼抗低温623装甲钢”。

如今，82岁的官笃超，回忆起在包头的60年葱茏岁月：炼钢炉前的火焰、专家舞会的场景、校对不能直译的俄语、专家临别前的依情以及研制两代钢种的艰辛……每一段记忆，都充盈着那一代人的青春和苦涩，值得如今的我们细细咀嚼与回味。

记者：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包头的？

官笃超：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毕业于重庆工业专科学校，1956年来到包头。

1951年8月，我考入重庆“西南兵工专科学校”（1952年后改“西南第一工业学校”-“重庆工业学院”-现名“重庆理工大学”）学制五年。在重庆学习4年专业，1955年8月，派我们去沈阳学习俄文，1956年8月毕业后，国家分配到内蒙古一机厂工作。当时，人事科问我：想当翻译，还是搞技术？我说搞技术，故分到冶金科当技术员。

50年代初，中苏关系很好、是社会主义同盟，给我们的援建项目和技术当时很先进，苏联来华的专家也很敬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丰富的经验。

1954年，中苏签约时，给一机厂的主产品是T-34（“二战”时苏联的主战坦克，在1943年7月库尔斯克会战时，苏德双方投入近万辆坦克参与会战，当时是苏联的T-34对德国的豹式）。

1955年，苏联改为更先进的T-54；1956年苏联给我们的是T-54A，采用了双向稳定器(原来的坦克是停在固定位置开炮射击，现在可在行进间开炮，争取首发命中)。这在上世纪50年代是相当先进的。这说明了苏联的自尊和诚意！

苏联共派来华专家40多名，虽然他们有些技术是保密的，但在面对中国技术人员的问题时，他们都会尽力回答，如果回答不上来，面子上过不去。

记者：

你们是怎么学习炼钢的？

官笃超：

1957年1月，领导派我到天津钢厂实习，天津钢厂是日本侵华时期建造的钢铁厂，当时在国内管理和技术都很成熟。我去天津钢厂是“实习技术员”，钢厂共有2台50吨碱性平炉（扩装到70吨），一机厂是35吨碱性平炉（1959-1960年曾扩装到50吨）。

钢厂把我分到2号平炉实习，指导我的师傅是2名经验丰富的8级炼钢工：炉长李桐来，工长李金海。因为平炉炼钢的组织结构很严密，我从炉长第三助手学起、时间2个月，然后二助手、二副手3个月，一助手3个月，炉长6个月，工长6个月。

我到天津钢厂实习计划是20个月。但因苏联炼钢专家来到包头，1968年6月我奉命回厂，协助专家工作和向他学习。专家全名叫叶夫根尼·米海依洛维奇·普里巴夫肯，30多岁，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在苏联工厂任职工程师、工长。由于中苏关系的重要，中方对苏联专家非常重视：他们的文件、图纸就好比圣旨，绝对不允许变动，不论合理不合理。

比如，苏联人的平均身高在1.8米左右，可是来一机厂平炉炼钢的老师傅，都是1958年从重庆钢铁公司调来的，个子普遍不高。每座平炉有三个炉门，每个炉门中央有一个100毫米圆形“窥视孔”，用来观察炉膛内的火焰、钢液、熔渣等反应……由于图纸是按照苏联人的身高设计的，我厂工人观察炉内情况很不方便，我想把窥视孔的高度降下150毫米，但专家不同意。（专家回国，我请示领导后才把图纸改了）。

1959年前，一机厂共有3个平炉炼钢技术员，其中2个是1955年毕业（铸造专业改炼钢），到苏联实习回厂的：陆义芳，在工地配合平炉基建；李华忠，在上钢三厂试制炮塔。只剩我一人陪同普里巴夫肯专家工作和向他学习。当时，平炉开工前所有冶炼、浇铸等工艺文件，要全部翻译校对后由专家审定，平炉开工后随专家参与现场试炼装甲钢……直到1960年10月专家回国。

专家对冶炼工艺很熟悉，但对平炉验收、炉底烧结、浇铸工装等不熟悉。请示领导后，我多次去昆区请包钢护炉技师（丁桐富、肖光海、孙宝仁等）来厂指导。

记者：

听说您本来要去苏联学习，但后来没有去？

官笃超：

因中苏关系恶化，停止了出国培训。领导才派我去天津钢厂实习。我一点不后悔，天津钢厂18个月使我各方面收获很大，不仅让我开阔了视野、熟悉了工艺、学会了技能（扔锹、打锤、炼炉、护炉……）还体验了炼钢师傅们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我以后的人生和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终生感念“天津钢厂”和“二李师傅”对我的启蒙教导！

苏联专家到厂需要翻译、复制的文件、规程、图纸约240000多份。当时，工厂专设有“翻译科”，有几十名俄文翻译。另设有“专家办公室”，从海拉尔招来一批小姑娘（她们会说俄语）做专家办公室服务员。

1956年8月至12月，我在冶金科从事冶铸译文的技术校对，因为有的翻译懂俄文但不懂技术，他们翻译的东西有时是“直译”。以炮塔验收射击试验为例，验收中有一条“试验合格不合格，打得要像‘戈比’一样”。这种直译的文字，让人很难理解。

其实，苏联的纸币叫“卢布”，硬币叫“戈比”（1卢布=100戈比）。所谓打得像“戈比”一样，就是用硬币来形容打击后炮塔损伤情况。换作技术叫法，就是高速炮弹射击后，炮塔虽然击穿，但四周没有裂纹。这种语言翻译，就如同中文翻译成英文一样，不能完全直译。有如中国菜“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如果是直译的话，就成了用夫妻的肺切片做成的菜、长了麻脸女人做的豆腐？文字直译没错啊，但真实意思就大相径庭了。

当时，一机厂一共来了40多名苏联专家，工厂除了要配合他们工作外，还要照顾专家及夫人们的生活。当时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一部分专家喜欢打猎，若天气好，礼拜天工厂会派车带着专家去大青山郊游、打黄羊。打完黄羊在食堂吃，三毛钱就能买一大碗黄羊肉。还有一部分专家及夫人喜欢跳“交谊舞”，到礼拜六晚上七点钟，工厂常用大轿车在厂灯光球场集合，拉20-30个男女职工去东河宾馆陪专家及夫人们跳舞助兴。去宾馆跳舞一般女的要漂亮，男的要会俄语。我去过2次，舞厅不大，厅旁会摆有各种水果、点心……1959年-1960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一般场面很难见到水果、点心，但除非专家或夫人们力劝，中国人谁都不会去取东西吃，因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爱面子，而是要尊严！

1960年，包头交际处（现在的包头宾馆）落成后，专家们迁住昆区，舞会也随之迁往。

约1960年10月，普里巴夫肯专家和夫人、孩子奉命回国，我和翻译同去宾馆送别。与专家共事2年，受益良多，虽无私交，也心怀感念！

记者：

请简单介绍一下研制601装甲钢的情况。

官笃超：

苏联的装甲钢，均是以镍铬钼（Ni、Cr、Mo）为基础的合金钢，其中镍和钼都是国际上传统战略物资。当时国内没有、西方国家封锁进不来，这些战略物资都是由苏联供应我们，但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终止供应镍！为此部、局领导多次来函来电要求工厂试炼无镍装甲钢。

镍元素在钢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硬度越大韧性越差，韧性越好强度硬度越差，装甲钢要求有很高的强度、硬度和韧性。而镍元素，恰恰能在保障钢铁强度硬度的同时，而不降低钢的韧性尤其是低温韧性。

1959年4月15日，一机厂平炉投产，一炉钢要用300多公斤镍。曾经有一个管合金烘烤的工人偷了8公斤镍锭，卖给红房子一家废品收购站，被判刑八年。可想而知，镍在钢中的重要性。

虽然关键元素镍没了，但装甲钢的冶炼不能停。当时第五机械工业部要求，必须找到镍的替代品，所以我们开始试炼无镍“601装甲钢”。

1958年，苏联彻底终断了对我国镍的供应，那时候一机厂还有一些镍的库存，所以炼钢的量已经变得非常小了。寻找镍的代替品时，苏联专家还在厂，他们还不知道镍材料的中断，也不知道苏联高层发生的变化。所以，我们当时试炼601钢，均安排在礼拜天或者晚上。

从1960年4月开始，经过近3年的艰苦努力，我们用一些其他材料替代镍，并调整冶炼、热处理工艺，终于试制成功！工艺和性能稳定，达到军方技术条件要求，于1963年3月国家批准定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我得奖金60元，正好等于我当时的月工资）。

通过10年的生产、考核，发现无镍601装甲钢有三个缺陷：一是淬透性不足；二是低温性能差；三是材料供应困难。为此，1970年至1975年，工厂进行了第二代装甲钢“623钢”的研究试制，又历经4年苦战、“623钢”研制成功，各项指标完全达到设计和军方要求，于1975年5月国家批准定型，一直生产至今。

我认为两代钢种研制成功的意义有四点：一是在资源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工厂数十年军工生产的正常运行；二是改善提高了坦克车辆的防护能力；三是锻炼、培养了工厂冶炼、材料科研技术队伍；四是证实了一机人“忠诚敬业、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

记者：

当年物资很匮乏，生活很艰苦吧？

官笃超：

当时国家穷，职工更穷。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里。我家里没有一把锁，因为没啥值钱的可以锁，仅房门有个插销。我爱人在厂医院工作常倒夜班，家里必备和值钱的东西是：一个马蹄表、一支手电筒、一辆自行车（30元买的旧车）。厂里不分干部、技术员和工人，每天都是一样的要求“苦干、实干”。炼钢工人三班倒，八小时值守在炉前劳动，一炉钢约炼7个小时，炉前温度高（出钢温度为摄氏1620～1635度）粉尘大、重体力……国家体谅工作艰辛，困难时期给炼钢工人每人每月粮食定量52斤、夜班粮8斤，每月发3斤保健肉和8元保健费（当时，普通职工和市民，每人每月供应29斤粮、半斤肉）。记得1960年冬天，我和爱人一顿饭吃了6斤带骨羊肉（2个月的保健肉）！

当时那代人“以苦为荣”，认为参加工作是参加革命，而不是为挣钱……

香港的葬礼：逝去者，接班者，收税者

在香港，葬礼是门政治。

2016年郑裕彤去世，全香港富豪名流悉数到场，扶灵名单也要精挑细选：两任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排在最前面，后面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接着才是李嘉诚和李兆基。一代情圣刘銮雄都排不上号，只能拄着拐杖远远看着老情人李嘉欣挽着许晋亨，兀自惆怅。

两年后，新鸿基掌舵人郭炳湘离世，参加吊唁的多以豪门二代为主：李嘉诚之子李泽钜，霍英东之子霍震霆，黄廷方之子黄荣祥和李兆基之子李家诚，政界人物则是致函唁电的多，出席葬礼的少；而2个月后李嘉欣公公许世勋去世，出席的富豪就只有95岁的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了。

政商通吃的老一辈富豪，才能享受顶级的葬礼待遇。1982年，一代船王董浩云去世，三千多名政商人士将位于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殡仪馆堵得水泄不通。扶灵的12人有邵氏公司董事长邵逸夫、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摩纳哥王子雷尼尔，美国总统里根和台湾领导人蒋经国也特地致吊唁电话。

但出殡当天第一个赶到灵堂，却是另一位浙江籍船王包玉刚，他在向董浩云的灵柩鞠完躬之后，李嘉诚和港英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acLehose）才步入现场。英雄惜英雄，包玉刚跟董浩云为了争夺全球航运老大的位置，缠斗一辈子，如今老对手西去，过往恩怨也悄然谢幕。

1991年，包玉刚也驾鹤西去，葬礼规格空前绝后。走在8人扶灵队伍最前面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爵士，紧跟的是李嘉诚和邵逸夫。几乎所有G20国家领导人均送来花圈，邓小平更是以“生前友好”的名义，派女儿邓榕和女婿贺平专程赴港，出席葬礼。

豪门葬礼的另一面，是商业帝国的接班。董浩云去世后，旗下船运帝国传承给了两个儿子董建华和董建成；而包玉刚经过一番精心设计，将庞大的商业帝国分拆成四部分，传给了四个女儿和女婿，其中最重要的地产部分（会德丰和九龙仓），交到了二女儿包陪荣和女婿吴光正的手上。

从1982年董浩云去世，到1991年包玉刚去世，香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风云变幻。董浩云葬礼结束的5个月后，撒切尔夫人抵港，收到了总设计师“关于主权问题，没有回转余地”的回答。随后的几年里，吴光正协助包玉刚弃船登陆，董建华弃商从政，两个家族开始走向不同的方向。

在两个家族的不同轨迹里，一些变化发生了，一些伏笔埋下了，历史的暗门裂变出两个香港：一个是未曾实现的香港，一个是走向悲伤的香港。

01. 双峰：船王和他们的接班人们

包玉刚和董浩云的缠斗，要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两人分别于1949年和1948年来到香港，前者来自宁波镇海，后者来自舟山定海县。

1955年，董浩云借着朝鲜战争狠赚了一笔，在行业内声望日隆，而从上海银行副行长辞职的包玉刚，也看中了香港作为世界贸易港的潜力，决定转行。对航运一无所知的包玉刚登门求董浩云，后者多少有些前辈的架子，呛了包玉刚一句：“你也想搞航运？胆子真够大的！”

董浩云的轻蔑不无道理。航运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金融+产业”联动的高杠杆模式，既需要利用自有资金加杠杆借贷，又需要与各国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政商关系，保证资金来源。因此想要在航运竞争中盈利，就必须背上高负债，还得有天时地利配合，稍有不慎便会倾家荡产。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老天爷给了包玉刚发迹的机会。1956年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封锁苏伊士运河，海上运输必须绕道好望角，航运业大发横财。到了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美军急需船只帮忙做后勤补给，董浩云借战争猛虎添翼，包玉刚也在其间迅速崛起，成为香港的富豪之一。

航运这门生意，吨位是一切的基础，手里的船越多，赚的钱就越多。董浩云早年财力薄弱，常常收购旧船，发迹后则手笔豪放，热衷建造巨轮。越战期间，美国半卖半送给了董浩云12艘船，又赶上日本以低息贷款推动造船业，他趁势订造一艘16000吨的“东方樱花”号，一时风光无两。

相比之下，包玉刚的船数量少，船龄高，吨位小。但他在经营模式上搞创新：把船租给别人，自己只收租金。战争期间，航运需求急速扩张，货运公司付出远高于平时的租金租船，发了横财的包玉刚火速添置了7条货船。喜欢从买船到运输一条龙包办的董浩云对此不屑：“他那算什么船东？”

出身银行的包玉刚深谙航运业的金融属性，找到了汇丰银行这座靠山，并于1971年加入汇丰董事会。凭借着汇丰的大笔贷款，包玉刚的海上王国蒸蒸日上，在船运吨位上逐渐能跟董浩云平起平坐。董浩云也没闲着，1973年旗下东方海外在香港上市，募集1.2亿港元几乎全被用来订购新船。

对于两人的竞争，董浩云特别在乎。东方海外上市那年，美国《新闻周刊》发文，将包玉刚与世界级船王奥纳西斯相比，称他为“东方奥纳西斯”，无疑是巴掌扇在董浩云脸上。但更打脸的还在后面：1977年，一家西方船运经纪公司给船王们排了个座次，包玉刚荣膺头把交椅，董浩云只排在第七。

嗜船如命的董浩云坐不住了，写了一封《致编辑的信》寄给这些媒体，直言其计算方法有问题：他包玉刚的船有一半股权在汇丰手里，我东方海外的船可是都姓董！

董浩云嗜船如命的习性，香港人尽皆知：每每有新船下水，他就要精心设计三天的庆祝节目，借机造大声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次董浩云为了捧红一个女钢琴家，就专门包下了伦敦皇家亚尔巴音乐厅，还请来英国皇家管弦乐队来伴奏，把飞机票送到每位客人朋友手中，确保他们到场。

董浩云的计较让总想搞大新闻的香港媒体嗅到了荤腥，开始疯狂造势：谁才是真正的船王？包董之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除了竞争吨位，董浩云还在接班人问题上跟包玉刚暗中较劲。在这方面董浩云先拔头筹，两个儿子成绩优异，尤其是董建华，董浩云很早就开始针对性培养，儿子毕业后安排去美国通用汽车基层打工，他跟董建华讲道[3]：“你不要想到自己有依靠，你必须自己主动去找苦吃，磨练意志。”

董浩云和长子董建华，1969年

包玉刚膝下无子，只有四个女儿，但女婿都很厉害，尤其是二女婿吴光正。他于1951年随父母从上海迁居香港，中学毕业后前往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选攻读建筑学专业，后来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吴光正身兼游泳健将与学校活跃分子，获得了包玉刚次女包陪容的芳心。

就在两家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一场波及全球航运业的萧条正在酝酿：一方面，经过二十年的扩张后，80年代初船运业运量已经明显过剩；另一方面，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让依赖石油运输的船运业遭到当头闷棍，油船的需求每年肉眼可见的下滑，船租暴跌，港口停满了没活干的油船。

在这个黑云压城的时刻，董浩云和包玉刚还战斗在一线，培养的接班人也都年富力强，紧随左右，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中，两家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02. 诀别：逆势扩张和弃船登陆

作为全球顶级航运企业家，董浩云和包玉刚对于行业低潮都早有预判，但两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信奉行业周期论的董浩云，坚信船价暴跌、行业不景气时，才是抄底最好时机，而“全球第一船王”的心结，更是将他这种逆势扩张的欲望调动到了极致；而包玉刚则不同，银行的从业经历让他对风险尤为敏感，见风头不好就果断卖船，偿还公司债务，降低风险敞口。

得知包玉刚正在卖船，一心想做世界第一的董浩云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一边清理服役已久的小船，一边大肆负债，购进大船。包玉刚收缩业务时，董浩云还在日本订造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大油轮“海上巨人”号。董浩云并非不知道萧条的杀伤力，但他估计低谷只会持续几年，非常乐观。

当董浩云的东方海外正朝着世界船王发起最后的冲击，包玉刚却做了一个决定：弃船登陆，转型房地产。

要挤进日益激烈的香港房地产市场，自己从头开始做显然是不现实的，包玉刚盯上了隶属怡和洋行的地产公司九龙仓。彼时的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不单单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还包含了酒店、大厦、有轨电车等产业。倘若把这块地合理开发，前景无量。

李嘉诚对九龙仓也觊觎已久，暗地里先抢下了2000万股份，但进一步收购却被怡和洋行阻止。包玉刚深知机会难得，于是在1978年8月的一个下午约见李嘉诚，后者向包玉刚提供了1977年九龙仓财产报表和物业资料，一同参会的吴光正当晚研究了这些材料，熬夜拟定了收购计划。

包玉刚和李嘉诚谈笑风生

翌日，吴光正就见证了两位商界高人的秘密握手：包玉刚收购李嘉诚送上门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如此，加上原本持有股票，包玉刚不动声色控制了30%的股权，大大超过了怡和洋行，并加入了九龙仓董事会。怡和洋行也不是善茬，为了保证控制权，他们开始大规模反购股份。

双方的拉锯持续了两年，一直到1980年6月，怡和洋行趁包玉刚前往巴黎参与会议期间，发动突然袭击，采用换股打法，在6月20日上午投放大量报纸广告，以比市价高30%的价格收购散户手中持有的九龙仓股票，英国人认准了包玉刚无法在周末两天筹集足够多的钱，用以反制怡和。

身在香港的吴光正得到消息，马上联系包玉刚，建议其去找包家的老朋友汇丰银行借钱。随后，包玉刚订了一张飞瑞士的机票，又暗地里买了回香港的头等舱，一旦筹集够弹药就马上返回香港。而吴光正则在香港联络媒体，安排记者发布会，等着包玉刚回来，就开始散播消息。

记者招待会上，突然现身的包玉刚宣布，自己拿到了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并以105元港币的股价收购2000万股，比怡和的收购价还要高，九龙仓大小股东狂潮般把股票卖给包玉刚，怡和洋行见大势已去，便将九仓股1000多万股也甩给包玉刚，套现七亿港币离去。

1980年6月25日，九龙仓之战落幕，包玉刚弃船登陆成功，吴光正则经此一役顺利当上了太子。

包玉刚和吴光正，1980年

在包玉刚成功上岸的同时，董浩云也到达人生巅峰，拥有各类船舶149艘，总吨位达到1200万吨，终于把“世界第一船王”的桂冠戴到头上。1982年，董浩云的第150艘船“宪章号”在台湾下水在即，董浩云请来了摩纳哥王子夫妇参加4月17日的下水礼：这是船王的加冕礼。

根据日程安排，王子夫妇4月14日抵达香港，有人提出日期两个“4”撞到一起不吉利，但董浩云置之不理。然而坊间传言当时的港英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让董浩云去机场迎接。董浩云认为是莫大的侮辱，当晚心脏病发，连夜送医抢救，次日凌晨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1岁。

世事难料，原本盛大的船王加冕礼却成了董浩云的葬礼。船王的遗产只有一间九龙塘的房子、东方海外公司百亿港币的负债，和区区250美元现金[6]，恰逢航运业运量过剩叠加石油危机带来的需求萎缩，全球各大港口停满了没活干的货轮，东方海外业绩暴跌，负债高达14亿美元。

包玉刚和董浩云三十年的商战戛然而止。在葬礼上，对着灵柩鞠躬的包玉刚心有戚戚然：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香港楼市长期萎靡不振，付出巨大代价拿下九龙仓，到底算抄底还是站在半山腰上，包玉刚心里也没底。在各自的赌局上，两个船王都押上了自己全部的身家。

历史没让包玉刚等太久，答案出现在1984年。

03. 冰火：两种接班，两种模式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草案签署，为了防止英国在回归前超售土地，草案要求回归前每年批地不超过50公顷。

是年年底，受到声明中土地租用制度及限制出让的条例影响，沉寂多年的香港地产开始复苏，楼价、租金应声上扬，四大家族频频出手抄底香港地产，报纸每日围绕着李嘉诚、郑裕彤等又拍下新高价地段这类新闻。而这一年，东方海外却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船运灾难中，董建华举步维艰。

董浩云去世的第二年，东方海外负债高达70亿港币，到了1984年，总亏损高达9.7亿港币。航运高负债、快周转，令往日熙熙攘攘的港口码头成了门可罗雀的船只坟场，冲击远比董建华想象得严重得多。到1985年，东方海外的负债和奥地利整个国家的国债近乎一样多[4]。

每天面对来自全世界银行和债权人的追债，一睁眼想到的便是随时要破产的公司，有时候连续20个小时处理债主和律师的电话，母亲又在这时查出肺癌，一次，董建华在最后一次赶去参加债权人会议前，一度想要自戕，甚至给朋友打电话[5]：“如果我死了，请你照顾我的家人。”

向董家雪中送炭的，是汇丰银行，他们愿意提供一亿美元备用信贷，其中的5000万，来自大陆的中国银行。第二年，霍英东突然伸出援手，宣布向东方海外注资约12亿港币，这针强心剂给了董建华喘息的机会，帮助东方海外在1991年扭亏。有坊间传言，霍英东的钱来自北京[6]。

在董建华苦心支撑的同时，包家却正在享受地产的胜利果实，毫无疑问，包玉刚已经拿到了通往下个时代的门票。

拿下九龙仓的第二年，包玉刚决定把收购来的尖沙咀九龙货舱推平，建成黄金地段商场，命名为“海港城”。吴光正则接手旧电车厂的改造工作，直接将厂房推平，推平效仿纽约时代广场建起了“铜锣湾时代广场”。在这场席卷全球的航运业大萧条中，包家顺利抽身，身价无损。

坐落香港尖沙咀的海港城，2012年

《船王遗恨》中曾写道：“董浩云晚年好大喜功，会祸延后代”，不想一语成谶；世人则感慨包玉刚老谋深算，在危机前夕全身而退，留下了一座香港地标、一座全球销售额稳居第一的商场，为后人铺好了路。包家拥有这块地999年的土地使用权，单是租金，一年就净赚160亿元。

终于，香港的“收税式实业”模式出现了，日后它的效仿者，将有如过江之鲫。

包玉刚于1991年去世，葬礼地点跟董浩云一样，选在了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殡仪馆。在西式铜制灵柩里，他身穿白衬衫，套燕尾西装，打灰白色领带，身上盖着一床红色的陀螺经被，上面绣着金钱经文，灵堂则摆满了无数商贾政要的花圈和挽联，生前荣华富贵，身后尽享尊崇。

两代船王前后撒手人寰，但包家和董家的故事仍未结束，他们下一场交锋，会是在1997年，那个无与伦比的1997年。

04. 暗战：那些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1993年，吴光正就开始刻意与商界保持距离，淡化他商人的形象，频频出席政界会议。

敏感者开始察觉出这背后的谋划，尤其是吴光正后来辞去九龙仓主席的职位，“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吴光正希望能腾出更多时间从事社会事务。有人统计，吴光正辞去九龙仓主席，以及后来辞去会德丰主席两个职务后，可能失去共计至少5000万股份认购权，损失不可谓不大。

1997年回归在即，第一任特首的名字，显然会被写进史册。当时的主流舆论是反对“商人治港”，李嘉诚等巨富就被排除在外，北京的老朋友霍英东也说自己年事已高，而辞职的吴光正扭头就当了香港医药管理局主席，与商人身份彻底撇清了关系，特首之路昭然若揭。

1996年9月，吴光正正式发表声明，角逐特首一职，成为第一个表态参选的候选人。而他的最大对手，则是把东方海外一步步拉出泥潭的董建华。当时，继承包玉刚衣钵的吴氏家族坐拥180多亿的身家，董家的财产刚刚跨过15亿门槛，论起宣传造势，两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选特首这件事，比拼的从来都不只是财力。

1989年，董建华为继续父亲创办海上大学的理想，将一艘邮轮改装后命名为“宇宙学府”。当年三月，“宇宙学府”首航来到上海，时任市委书记与市长亲自接待。这是董建华离开上海以后第一次回到内地，也是第一次接触高层。自此之后，东方海外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屡屡增加。

七年之后，董建华决议竞逐特首，当年接待他的上海官员，办公地点已经搬到了北京城。

1995年底，中央来人会见李嘉诚、邵逸夫等香港名流，探讨关于行政长官候选人问题。在这场深圳会晤后不到48个小时，李嘉诚便对媒体公开了自己对未来行政长官的两点建议：一是熟悉经济，了解商界运作；二是人品要好，正直不阴险。

不熟悉北京风格发言的香港媒体好一番揣测，最终还是落到了董吴两人的竞争上，把特首选举渲染成父辈们海上交锋的接力战。后来，在香港中华总商会宴会上，身份特殊的霍英东面对媒体发问，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早已在心目中认为他（董）是合适地行政长官”[4]。

霍英东的话自然分量十足，毕竟同样是葬礼，郑裕彤的棺材上盖着白色素花，包玉刚的棺材上盖着陀螺经被，霍英东的棺材上盖的是五星红旗。

那年12月11日，香港各界、各阶层四百位推选委员会委员齐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即将投票选举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就连散步的老人把收音机调到最大，家里吃午饭的人都举着碗坐在电视前，商场里的电视机都统一调到了一个频道，逛街的男男女女驻足等待。

12点15分，点票工作全部结束，其中董建华获得了320票，吴光正36票。船王后人的又一次对垒，董建华赢得毫无悬念。

落败的吴光正并没有拂袖离去，而是积极参与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被委任以医院管理局主席职务，之后又成为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他和董建华的蜜月期维持了将近四年，2002年，吴光正重新回归九龙仓会德丰，拾起公司主席一职，并且表示再也不会竞选特首。

吴光正和董建华，2012年

从表面上看，董家扳回一局，但从更大的范围看，包玉刚和吴光正创造的“降维式接班”，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成为香港财阀们的主流操作。

04. 降维：怎样才能富过三代，五代，十代？

所谓降维接班，用大白话说就是：

主动调整自己的商业帝国经营方向，降低经营难度，把企业变成“傻子都能经营好”，再交给第二代。

包玉刚的“弃船登陆”，本质上就是将商业帝国从经营难度极高的船运业摆脱出来，转型经营难度大幅降低的地产，之后更是进入经营简单的“收租型物业”。这种转型，既避免了肱骨老臣对接班人的腹诽和阻碍，又能让二代获得稳健的收益。此举获得香港富豪的纷纷效仿。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香港的电力是嘉道理家族和李嘉诚的，煤气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诚和怡和集团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郑裕彤的，本质上，这都是“收税制商业”。

上世纪50年代起，四大家族通过房地产积累巨大财富，并逐步控制了香港的物流、金融、电力、码头、电信等所有具备垄断特性的产业，进而“坐地收租”。包玉刚当初的精明也体现在这里，除了九龙仓，吴光正还陆续控制了香港的有限宽带、天星小轮、九龙仓电讯、海港企业等一系列公司。

1997年，董建华提出了“八万五”计划（每年要兴建8.5万套住宅，10年内香港有7成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房子），触动了已经根植香港半世纪的“收税模式”的利益。加之“八万五”撞在了金融危机的前夜，就连香港居民也对董建华嗤之以鼻，把他当作房价暴跌的幕后元凶。

董建华任特首时期，1998

1999年，董建华推出他另外一个创举政策：数码港计划，旨在绕开本地的富商，发展互联网科技。数码港计划的支持者是李嘉诚小儿子李泽楷，他带着十五家国际科技龙头企业的进驻意向书，找到董建华。政府对李泽楷的盈科信任有加，数码港计划决定不招标，直接采用。

可命运再次跟香港开了个玩笑，数码港计划颁布的第二年，互联网泡沫在美国破裂，尽管园区勉强落成，但只有两家科技公司进驻，且多为销售、市场等部门，所谓的研发中心，丝毫不见踪影。数码港回到了香港的老路：圈地皮卖豪宅，自然又是赚得盆满钵满。

此后，董建华又提出“硅港”计划，意图打造工业基地。结果香港人以炒地皮为由，赶走了竞标建厂的张汝京。后来张汝京到上海张江创办了中芯国际。后来的“中药港”计划，董建华希望利用完善的科研体系，以及香港高素质科研人才，搞出香港新机遇，但最后又是一场竹篮打水。

在董建华在位的97到05年，这三次机会摆在香港面前，它却未能好好珍惜。

“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惯坏了香港。资本的短视和逐利，让香港错过了最好的10年。”[8]

家族们的事业却蒸蒸日上，郑裕彤家族在广州建起530米第一高楼、武汉和天津的周大福中心也指日可待；新鸿基的郭家兄弟，除了每年150多亿的广场租金，还有九龙巴士和富联国际。李嘉诚技高一筹，直接跑去英国收租：电信、港口、管道、天然气，甚至连供水都没有放过。

若是要让家族永远衣食无忧，显然没有比“收税”更好的方法。

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宣布提前两年离任，跟他一起离开的，是那个未曾实现的香港。

海港城依然风光，太平山依然快活，城还是李家的城，港还是包家的港。

05. 尾声：从如日中天，到走向悲伤

2015年，69岁的吴光正宣布正式退休，36岁的儿子吴宗权接过数千亿家产，开始躺着收钱。仅两大广场每年收租就可达160亿利润，更不需要提九龙仓还持有的其他四大物业广场。两年后，董建华的东方海外作价338亿出售，船王的传奇就此谢幕，而这338亿的钱，也不过是海港城两年的租金。

这并不仅仅是两个家族的分野，是香港两条路径也就此分岔：

那个未曾实现的香港，已经被人遗忘；那个如日中天的香港，慢慢走向了悲伤。

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曾在施政报告里面曾写到：香港楼价高、租金贵，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是严峻的民生问题。“不少人的目标就是尽量赚钱买楼供楼，青年人选科和择业都要向钱看。住的问题也是香港最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少家庭走投无路，甚至要住在工厂大厦内的劏房。”

当今天的香港喧嚣再起时，一切仿佛突如其来，但一切又早有答案。

孙杨被拒事件全分析：“99%运动员支持霍顿”背后隐藏了什么故事？

芮成钢当年对奥巴马说“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孙杨在世锦赛上说“不尊重我就是不尊重中国”，这种占领道德高地、绑架民粹的做法，往往让人莫名其妙、无言以对。霍顿对孙杨的怠慢看似个例，其实不然，第二天英国选手斯科特对孙杨的反应如出一辙：拒握手、合影。澳大利亚、英国都是中国人旅游、留学、移民的热地，它们的文明程度举世公认、有目共睹。还有比不被文明世界接受更痛苦、更让人心烦的吗？难道又要抵制英国、澳大利亚了吗？

一、孙杨夺冠，却未获尊重

夏日炎炎，游泳世锦赛如火如荼。但是“国宝级”健将孙杨的遭遇让国人玻璃心碎了一地。

7月21日孙杨以3分42秒44的成绩夺得男子400米自冠军，澳大利亚选手霍顿夺得第二。颁奖仪式上，霍顿并没有站在领奖台上接受自己的奖牌。奏完国歌后，前三甲选手应该站在一起合影留念时，霍顿仍然拒绝站上领奖台，与孙杨一起合影。

7月23日孙杨在男子200米自由泳项目成功摘金，获得个人本届赛事第二枚金牌，而在该项目的颁奖仪式中，并列获得第三名的英国选手邓肯-斯科特拒绝跟孙杨握手，并在升旗仪式后拒绝合影。

孙杨在赛后给予的回应：“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你必须尊重中国。”对斯科特挥的回应：I won！You lose！

霍顿、斯科特此举跟怀疑孙杨服用兴奋剂有关：2014年孙扬因服用兴奋剂被禁赛3个月，2018年孙扬与国际泳联的兴奋剂检测人员发生冲突，用锤子砸碎了已经密封的血液样本瓶！该事件目前还在等国际泳联的裁决，在裁决作出之前，国际泳联仍然同意了孙杨参赛。

如果只是这两个毛头小子不懂礼数，便也罢了。关键是霍顿回到运动员村时，其他国家游泳运动员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美国游泳运动员莉莉·金（Lilly King）此前曾公开反对兴奋剂，霍顿返回运动员村时，她也在餐厅里。她说，其他游泳运动员等着看颁奖仪式上“会发生什么”。“真高兴看见运动员们团结起来，和霍顿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支持他，” 她说。

霍顿的队友米奇·拉尔金（Mitch Larkin）也表示出了同样的担忧，即游泳运动员们是否在一个干净的运动场上比赛。据拉尔金估计，此次世锦赛上99%的游泳运动员都支持霍顿。“他不是一个人。他所表现出的当然是勇敢和胆量，为此我非常敬佩他。”澳大利亚运动员莉比·特里克特（Libby Trickett）是四枚奥运金牌得主，她说她为霍顿的举动感到“极其自豪”。

当然，国际泳联向澳大利亚游泳协会（Swimming Australia）和霍顿发出警告信。“尽管国际泳联尊重言论自由，但必须在合适的场合下进行，” 声明中写道。“正如所有主要体育组织一样，我们的运动员及其陪同人员都知道他们有责任尊重国际泳联的规定，不通过国际泳联赛事发表个人声明或传达个人态度。”

霍顿反对孙杨的立场立即引起了孙杨支持者的回应。霍顿的Instagram账号上的留言有很多是死亡威胁，不仅仅针对霍顿，还针对他的家人和女朋友。其他推特帖子称霍顿不尊重中国。霍顿的父亲对此回应称，他们爱中国和中国人，但对孙杨个人持保留意见。

二、并不光彩的历史

中国体育历史上使用兴奋剂确实不在少数，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恶劣影响。

据前国家队队医薛荫娴透露，从1979年初国家体委就派人到法国学习兴奋剂的使用方法，79年下半年，国家队开始从上至下系统推广兴奋剂。1986年汉城亚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选手李玲蔚爆出使用兴奋剂的丑闻，国家体委为了掩盖真相就以“误服感冒药”为借口搪塞过去，并且将责任推到随队医生黄美玉身上，导致后者差点自杀。以汉城亚运会为起点，中国体育开始了“兴”沉大海的“征途”，中国的游泳项目也“不辱使命”，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广岛亚运会兴奋剂事件”。

时任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90年代初）有个共识，成绩不行就得服兴奋剂。服用兴奋剂三个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

为什么我们国家自己查药查得这么紧?道理也简单，在世界体坛升国旗奏国歌，乃一国之荣誉，乃政治之需要，也是百姓同胞的高兴事，金牌之意义美妙而又特殊。但是，一旦金牌变做丑闻，事情反而非常糟糕，如果金牌得而复失就更不划算，还不如不得。不仅失去了金牌的正面意义，而且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国体育所有的运动队里，游泳队是名声最差、劣迹最多的，根本没有公信力和话语权可言，所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叶诗文才会饱受诘难。仅仅90年代，中国就有将近50名游泳选手被查出服用兴奋剂，1994年广岛亚运会7名中国游泳选手注射合成类固醇，外媒称作“体育史上最龌龊的造假”，1998年世锦赛中国选手袁媛非法携带13瓶生长激素，被澳大利亚警察抓获。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五朵金花”（庄泳、钱红、林莉、杨文意、王晓红）为代表的中国游泳队横空出世，在奥运会赛场上斩获四金五银，举世震惊。图为参加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中国游泳女队。

五朵金花的出彩也惹来不少非议中国游泳女队的惊人成绩，令国人振奋，却在国际上引来不小的异议，她们高大粗壮的身材，男人似的肌肉，甚至是隐约可见的喉结，都让人难免产生“联想”。

1994年广岛亚运会，早就因为汉城亚运会上中国游泳队的表现而产生怀疑的日本人，在与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通力合作下突击检查了亚运村的中国代表团驻地。尽管早已掌握了大量证据，但是现场满地被随意丢弃的针管和药瓶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震惊，由此剥夺了多达十一名选手的金牌12块金牌，其中游泳项目就占了整整7块。欧美国家借此宣称“这是近代运动史上最大的药物丑闻”。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惨遭羞辱。1994年的丑闻，让中国游泳从峰顶跌落谷底。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在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美国解说脱口而出：“看，一支靠兴奋剂出成绩的队伍向我们走来了。”虽然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小规模的抗议，但由于前科历历在目，也只能不了了之。

紧接着在1998年澳大利亚珀斯游泳世锦赛上，中国选手原媛和教练进入澳方海关时被查出携带生长激素（HGH）；当被海关拦截后，原媛当即夺路而逃，记者则在背后一路追赶。消息曝光后在国际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外媒均对中国游泳队的表现嗤之以鼻。1990年之后，超过四十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被查出使用兴奋剂，这个数量是同时期其他国家和地区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人数的三倍左右；在这方面，中国游泳队已经成了兴奋剂的代名词。

1998年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游泳世锦赛，中国运动员原媛负责携带全队使用的13瓶生长激素在悉尼机场入关时被发现，澳大利亚方面将其驱逐出境，该员受到停赛4年的严惩。同队的4名中国运动员为遮盖已服药物，使用了利尿剂氨苯蝶啶，但利尿剂同为兴奋剂，在赛前的药检中被检出呈阳性。此后国家游泳队总教练周明被罚终身禁赛。

之后，一批游泳运动员被反兴奋剂国际组织相继查出非法服药。著名游泳运动员罗雪娟指着泳池愤怒地说：“这池水是脏的!”滥用兴奋剂的事件还蔓延到铁人三项、竞走、短跑、自行车、柔道、举重、赛艇等多个项目。在某届全运会的自行车比赛的预选赛上，某省教练员叮嘱他的女运动员千万不要骑进前三名，因为进入前三名就要被药检。比赛时该运动员因服了药欲罢不能，奋勇骑进了前三，快到终点时，教练员向她拼命喊话，运动员如梦方醒，不知所措，停下车掉头向来时方向回推，对这突如其来的中外体育史上罕见的场面，在场人员无不感到惊异。

2000年以后，中国游泳队依然问题不断：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泳坛名将欧阳鲲鹏就倒在了兴奋剂上；或许这是因为这一次的奥运会是在家门口举办的，为了体现比赛的严肃性欧阳鲲鹏被终身禁赛，其教练也被永久性取消了教练员资格。2011年曾经大红大紫的宁泽涛也卷入兴奋剂丑闻，遭到了国际泳联的禁赛处罚；而对于宁泽涛陷入兴奋剂丑闻一事，他自己的辩解是“吃了超市里买的火腿肠和午餐肉”——在民族主义已经愈发高涨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对这支劣迹斑斑的游泳队抱太多质疑，兴奋剂事件也不妨碍宁泽涛依然成为小粉红们的众多“老公”之一。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仰泳王欧阳鲲鹏因瘦肉精超标被终身禁赛。而2012年伦敦奥运之前，曾经在世锦赛帮助中国女子接力队破世界纪录的李哲思，被证实服用了促红细胞生成素EPO。200米蝶泳冠军刘子歌在夺冠后也曾说过：“我的冠军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言下之意，在中国游泳圈，的确存在着不干不净乌漆抹黑的兴奋剂潜规则。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叶诗文被质疑服用兴奋剂，其中一个原因是为过去的丑闻买单外媒之所以对叶诗文的质疑不断，基本基于两个理由：

一、她的成绩实在太过惊人，16岁的年龄在奥运会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尤其400混最后50米冲刺比男子金牌选手罗切特用时还短；

二、中国游泳有不堪的兴奋剂历史，在举国体制金牌至上的观念下，运动员只是夺牌的工具，国家让他们服药，内幕无从查询。

孙杨在2014年被爆出服用兴奋剂事件时，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孙杨因为心脏问题而服药，结果这个理由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质疑，因为孙杨从来没有就有心脏问题而进行备案。突如其来的“心脏问题”这个理由，或许是因为孙杨服用的“曲美他嗪”没办法推到“不小心误服”的火腿肠身上。中国反兴奋剂检测机构的遮遮掩掩和巧妙的时间安排，让孙杨虽然被禁赛一年，但并不妨碍他如期走上里约热内卢的奥运舞台，不顾其他国家游泳运动员们的白眼去赢取那块承载了“大国崛起”的民族自尊心的金牌。

关于孙杨这次用药风波，虽然药物本身现在被判定为正常药物，但是当时中国队的一些做法确实无法令人信服。欧美媒体很容易找到中国泳协的破绽——既然孙杨一直在吃万爽力治疗心肌缺血，为何心脏有病这么重要的信息，对外从未披露，等东窗事发才申明？孙杨尿检阳性为什么半年之后才公诸于众，是否及时、详细的上报给了国际泳联？孙杨队医巴震玩忽职守遭禁赛，又怎么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仁川亚运会赛场？中国是不是在进行“保护式处罚”，休赛期秘密禁赛三个月，等国际泳联过问此事，可以搪塞说，“不劳您动手，已经处罚过了”澳大利亚对中国游泳存在偏见，他们早就给丹尼斯施压，希望他放弃训练中国选手，但丹尼斯的俱乐部是私人性质，澳大利亚泳协没有权利封杀孙杨等人入境训练。但兴奋剂事件曝光，中国游泳授人以柄、落人口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丹尼斯在西方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断绝与中国游泳队的合作。

2016年3月，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从去年10月到今年初，中国游泳队出现5例兴奋剂阳性案，但游泳队未进行通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已经介入调查。对此，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相关人士并未否认，表示他们确实知道此事，目前事件还在调查中。而后，中国泳协连夜公布兴奋剂检查情况，并指责外媒报道失实。国际泳联随后也重申，完全支持WADA的规章制度，并将支持WADA同全球兴奋剂作斗争。

当地时间4月21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布声明，宣布暂停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反兴奋剂中心实验室的注册资格，暂停期限为最长的四个月。近几年，国内兴奋剂事件频繁出现。外媒曾报道，从去年10月到今年初，中国游泳队出现5例兴奋剂阳性案，但游泳队未进行通报，直言“真相被掩盖”。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体育史上这段黑历史，但我想，更多的是选择性忽视。以上资料都是通过公开渠道整理出来的，我想网民们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一些。然而很多人的思维还是停留在成王败寇的阶段，只要赢了，为国争光了，手段如何可以忽略不计。外媒质疑中国游泳队，并不是毫无根据。直到今年，游泳队依然丑闻不断，别人多说几句在所难免。

三、反思：做回人最重要

为孙杨夺冠感到高兴。 对于霍顿们的批评，网友的一面倒支持孙杨让透图哥有些不安。

透图哥对孙杨的情况没有实时关注，从一些外国媒体的报道，比如NYT和BBC， 了解到孙杨确实在过去卷入兴奋剂的新闻。这样的消息对于任何运动员来说，都谈不上光彩。

实际上，兴奋剂事件并非中国独有，最令人担忧的是被民粹主义绑架的民意。只要出现对中国的质疑声，网友们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纷纷炸毛，直言这是西方国家阻碍中国大国崛起的阴谋，是来自西方的嫉妒，网络上一片喊打喊杀的声音不绝于耳，浏览网友的留言，除了一些似曾相识的激昂又空洞的口号，除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西方阴谋论的叫嚣外，值得回味思考的言论寥寥无几。

更可怕的是，得了金牌是爸爸，失了金牌就会遭到谩骂。这无形中给运动员增加了压力，也助长了不择手段获取金牌的歪风邪气。

当一个人，一个民族足够自信时，对外界无中生有的质疑总归一笑了之。我们总是嚷嚷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已经是世界强国了，但是为什么一遇到质疑就会炸毛？说明就算经济发展了，就算物质实力赶英超美了，但是民族自信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强大。

不是说反对人们反击，而是为什么除了口号以外，就没看到拿出证据反驳？为什么除了喊打喊杀，就很少看到权威信源站出来有理有据地理性反驳？给人家起外号，做表情包，称自己是谁谁谁的爸爸，除了满足内心虚幻的意淫以外，对于维护国家形象毫无用处。当一个人足够清白时，面对质疑，他只要把证据坦荡罗列出来供世人检验即可。

不要以为“爱国”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就可以不顾理性、就可以耍流氓。整天把爱国挂在嘴头的，不是坏人，就是准备干坏事。卢梭曾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还是那句话：你是哪国人其实没那么重要，但是不是人很重要！

人类为什么不再登月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人类登月50周年（当然，同时也是互联网发明50周年），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是：人类的登月史只维持了短短三年（1969～1972）。此后连续47年，再无任何一位人类登上过月球。

这就导致了一种声音在全球广为流传：50年前的那个登月神话，那些诞生于媒体和互联网都不完善年代的国家级工程，是不是压根都是假的？

别笑，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质疑不仅未见消失，反而还愈演愈烈——1979年只有6%的美国人相信“阿波罗11号”飞船载人登月是骗局，到了1999年，相信“登月阴谋论”的美国人增加到了11%，2009年时这一数据上升到了22%。而最近的调查表明，10%的美国人，16%的英国人和20%的意大利人，都觉得50年前的那场登月不靠谱。如果你打开中国高知互联网用户比例最高的知乎，搜索“登月”，那么关联的词汇自动就会显示“骗局、造假、是真的吗”。而在豆瓣的“登月50年专题”中，用户们自发上传的内容中，也不乏大量质疑登月造假之声。

关于“登月阴谋论”相关的讨论早已汗牛充栋，常见的质疑和谣言也都早被驳斥不知多少遍（比如月球上的美国国旗被吹动等），然而这似乎并没有打消公众的广泛疑虑。

问题出在哪里？显然，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具备足够知识储备和逻辑素养，更没时间去详细查证的，这是其一。更关键的是，权威科学机构或媒体们，此前很少从用户心理出发，沿着他们朴素的认知推断，去找到质疑发生的根源。而唯有解释清楚这些根源，才可能真正动摇公众的观点。

所谓朴素的认知推断，大致有以下三类——

一是“50年前技术那么落后，怎么可能把人送上天？”； 二是“你说能把人送上天，为什么1972年之后40多年来，再没人类登过月？”；三是“登月肯定没什么价值，否则除了美国别的国家为什么不登月？”

本文将就这三个问题，逐个聊一聊。

为什么50年前的科技能把人送上月球

这是所有质疑的原点之一，正如美国的“国博杂志”《史密森尼》撰文所述——

“当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宣布美国将要登月时，他正致力于让国家做一些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我们缺乏工具或设备——火箭、发射台，太空服、计算机或微重力食物。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没有清单，世界上没有人有清单……为了让我们登上月球，必须解决一万个问题。”

然而事实上，情况远没有当时和后人想象的那样糟糕。1960年代的美国，已经拥有了足以将登月梦想变为现实的基础科技储备。

首先是运力，载人登月的基础，是能够把一百多吨重的宇航员、登月舱、生存补给、计算机等负载，送上近地轨道。这就要求必须有强力且稳定的巨型火箭。

幸运的是，NASA在1960年启用了马歇尔空间飞行中心，而这个中心的主任，就是德裔火箭专家冯·布劳恩——他在二战时设计出了著名的V2火箭，几乎是20世纪最出色的航天天才之一。

冯•布劳恩此前设计洲际导弹的经验，已经成功将人造卫星送上天。随后他又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人类至今无法逾越的巨型火箭“土星5号”。这个高111米，总质量3000吨，能将118吨负载送入近地轨道的巨无霸，几乎以零失误率圆满保障了阿波罗系列的所有任务。相比之下，同时代苏联N1火箭的试射，则每次都以失误和事故收场。

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起飞 图：NASA

第二个决定阿波罗计划的关键技术，也恰好诞生于肯尼迪讲话的三年前——1958年，美国物理学家杰克·基尔比完成了一个名为芯片（集成电路）的雏形产品。这种当时还并不足够成熟的技术，却是50年后每个地球人如同空气与水般不可或缺的产品。

1962年时，麻省理工的工程师正式使用芯片技术改进太空计算机，让计算机运行速度提升了2.5倍，所占空间减少了40%。1965年时，摩尔定律被提出：每两年计算机芯片的能力增加一倍，即使成本在同时下降。

当时，计算机还是重达几百公斤充满整个房间的庞然大物。在15吨重的登月舱中，每减少一公斤质量，每降低一立方厘米体积，都是了不得的成就。芯片，让计算机进入天空成为可能。

阿波罗号导航计算机的封装集成电路 图：NASA

如果说前两项技术拓展了可能性，打开了技术上限。那么第三项技术突破则是关键的“技术兜底”，保障了登月工程的可行性，夯实了整个系统的下限。

早在阿波罗计划的起初，NASA就已经开始考虑人类登陆月球所需的计算能力。这不仅仅是对太空舱的计算能力，还需要一个复杂而强大的网络来处理月球任务的所有数据，一个可以接收，管理，使用和转移所有数据——发送到航天器的信息以及传回地球的信息。那个数据量对于当时的计算能力而言，无疑是海量的。

更可怕的是，当时人类使用计算机的习惯，是发送一个计算指令后，往往就去做别的事情了，因为计算机往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后才能得出结果。甚至于，当时的计算机平均年故障率有几个星期。这对于要在月球实时接受地面指令，并事关生死的宇航员来说，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好在1964年4月7日时，IBM推出了一款名为system/360的大型机，这个产品的设计融合了IBM从早期与航天局合作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首先，这个产品的兼容性是划时代的，人类可以从利用“计算机”实现特定任务的自动化，飞跃为通过“计算机系统”管理复杂的流程。阿波罗控制中心利用五台System/360搭建了被称为RTCC（实时计算机综合系统）的大型机房，负责收集、处理并发送任务控制信息，并且计算速度之快几乎没有延误。

其次，IBM员工研制了微型集成电路，用于将System/360大型机从相当于电冰箱的尺寸缩减到公文包大小，并使其足够坚固，能够进入太空。而系统的稳定性也远超NASA制定的标准。

此外，整个土星5号火箭的导向、指挥、遥测等功能，完全依赖于火箭第三级上安装的IBM计算机，其每秒发布25次信号，帮助火箭在发射过程中处于正确的路线。总计有四千名 IBM 员工研制了相关计算机系统，并且为阿波罗计划的启动和指导其安全登陆月球而编写了复杂的软件程序。

IBM程序员在查看登月计算机的方程式

1967年，在美国纽约州Owego的IBM办公室，阿姆斯特朗（最右）等宇航员们参观了双子座宇宙飞船模型。Owego的测试使用了航天器模型和IBM 7090编程，就像一台机载计算机。两年后，阿姆斯特朗使用IBM Gemini计算机引导Gemini 8在太平洋安全着陆。

阿姆斯特朗在IBM参观飞船模型

1969年7月20日，就在距离阿姆斯特朗迈出“人类一大步”约122米的月球上空，登月舱里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警报向NASA显示机载电脑可能会随时停机并导致无法顺利登月。当时，留给阿姆斯特朗决定是否继续执行登月计划的时间只有短短几秒钟。

严谨和可靠在此刻显得如此可贵，参与登月项目的IBM工程师团队在此前的模拟测试中对这一情况早有演练。他们迅速向NASA报告，这一警报不会导致电脑停机，可以继续执行登月计划。

几分钟后，背负着人类使命的阿姆斯特朗从登月舱走出，在月球上留下了那个载入史册的脚印。

阿波罗11号的飞行指挥员Gene Kranz曾说过：“我们在做出继续还是停止决定时使用的系统信息由IBM开发，而当天的最终决定是由IBM工程师操作的计算机提供给我的。如果没有IBM及其提供的系统，我们就无法成功登月。”

IBM工程师在监控阿波罗号的发射

如上所述，总之在1961年5月至1969年7月期间，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得到了解决。宇航员之所以能飞向月球，因为美国数十万科学家，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工厂工人解开了一系列谜题，也因为当时的美国恰好已经具备了火箭、芯片、大型机等划时代的质变级科技储备。

为什么40多年来，再没人类登过月？

1972年12月14日，美国宇航员尤金·赛尔南钻进了登月舱，身后是人类在月球留下的最后一个脚印。此后，再无人类登上过月球。

“你说50年前就有人登过月，那为什么随着技术进步，后来反而再没听说有人上去过？”这几乎所有“朴素质疑”中最核心，也是最强有力的一个。

而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明白，50年前人类为什么要上月球。上一个问题我们解决的是“为什么能”，这个问题则是“为什么要”。

上世纪60年代初，NASA局长曾经向政府要求拨款，用于太空环境的研究。肯尼迪总统打断了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比苏联人更早登上月球，否则绝不会花这么多钱给阿波罗，因为我对太空不怎么感兴趣。”

现实的确如此，整个美国载人航天计划的初衷，就是冷战环境下为了打击对方气焰、彰显自身优势、占据战略高地的需要。这也就导致在开销上的经济不敏感，在目标和路线上显得不足够理性（同时代的苏联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人估算，整个阿波罗计划前后花费折合计价，相当于现在的2000亿美元。仅1966一年的费用，就相当于美国GDP的4.5%。再形象一些地说，每发射一艘用于登月的土星五号重型火箭，就相当于烧掉一艘航空母舰。上文提及的集成电路，麻省理工从德州仪器公司买一块就相当于如今的9000美元，每次都是一买几十块。

这种开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持续的。

1965年的美国宇航局戈达德飞行中心

肯尼迪角，此刻人们在观看阿波罗发射

肯尼迪航天中心，经费在燃烧……

再说技术路线上的不理性。实际上，很快就有人发现，登月的直接收益并不显著。月球基本上就是一片孤寂的荒漠，整个月球上最有用的氦三也无法开发。如果只是派人上去采采石头，拍个照，那还不如派机器人上去——这就免掉了大量的成本和空间，任务难度大幅下降。

尤其是“太空战”原本的军事目的，近地空间争夺远比登月有价值多了。近地卫星的收益大，成本低，空间站还可以加装武器。离地球几十万公里远的月亮，可起不到这些作用。

所以，当技术已经磨练打通之后，就没必要再一次次重复烧钱。这是美国之后不再登月的根本原因。

至于其他国家……就在前两天，印度的“月船2号”火箭发射因技术故障临时取消；中国和日本虽说要争夺登月机会，也都把日期设定在2030年左右。不得不说，在登月的这条路上，行者众多，但大都刚刚迈过起跑线。

登月没有价值吗？

正因为上述原因，才有人随之判断，“你看，登月劳民伤财，又没啥发现和可利用资源，所以除了美国没人搞”。

实际上，各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搞航天和探月工程，如上文所述，只是和美国差距太大搞起来没那么快。至于有人质疑登月没有价值，那可是完全说错了。

除了芯片和大型机的发展，阿波罗计划为了在月球采集地表下面的岩石样本，最终推动了便携式无线吸尘器的发展；为了检查火箭与登月飞行器零部件的结构是否完整，最终推动了CT扫描技术的发展；为了创造出更能耐受撞击与压力的航空服，最终推动了NIKE的气垫式运动鞋；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太阳辐射中获取能量，最终推动了太阳能电池的发展；为了能够控制月球着陆器与月球车，最终推动了鼠标的发展……这个长长的名单还包括脱水蔬菜、石英钟、软件工程、实时数据库，甚至于女性的平等就业权……

不过在这么多林林总总的时代进步中，我觉得最温馨的一个细节是这个——

“阿波罗11号的三位宇航员彼此个性不同，他们从未成为好朋友，只是工作伙伴。在不需要工作和直播的时间里，飞行器中保持着长久的沉默，三人之间并没太多交流。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会研究月球表面照片，柯林斯则有时自说自话。三人有时会欣赏古典音乐，在静谧的氛围中奔向月球。”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有隐患的状态。因为科学家公认，人类未来最有可能移民，获得航天大发现的地方，是火星，这也是人类的下一个技术攻关热点。然而火星是个距离地球往返600多天的星球，宇航员在这漫长而孤独的旅途中，无论在心理还是生理上都会遭遇巨大挑战，漫长的任务时长，逼仄狭隘的空间，极易引发各种心理问题，这和几天就能到达的月球完全不同。

所以当年帮助阿波罗登月的IBM，如今又研发了人类的第一个人工智能宇航员助手CIMON，并已于去年进入太空，协助宇航员工作。这种机器人不仅能对话，有表情，还可以帮助宇航员工作，减轻其负担，并给宇航员解闷。

第一个人工智能宇航员助手CIMON

保持这些人类先驱的良好状态，也是人类航天从当年粗放驱动，到如今理性发展的一个转变缩影。

后记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50年前的那个登月神话，究竟是不是真的？它也有最简单直观的回答：数十万的亲历者，他们在年轻时投身于登月这项人类的壮举。IBM采访了五十年前参与登月项目的工程师们，亲述五十年前的登月故事。听听登月是如何投射在这些工程师身上，真真切切地影响了他们一代人。

登月不仅仅影响了参与者个体，它也带动了人类科技进入信息时代。

美国几乎所有的技术领域都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笔投资中受益。有专家估算，政府每往NASA投入1美元，就会产生价值7至8美元的商品和服务。IBM、惠普、微软、英特尔、AT&T和高通等美国商业公司都是或多或少受此恩惠而发展起来的；而波音和通用电气等公司则直接受益于航天科技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阿波罗计划，很难想象今天的人们会花大量时间用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玩社交网络。“功耗、质量、体积和数据速率——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实现空间飞行至关重要，而它们又带来了技术的重大变革。”

下次再质疑登月的真相或意义的时候，可以回想他们说过的话。或者最简单地，请低下头，好好看看掌中的手机。

 

特區政府是如何輸掉修例這場戰爭的？

修訂「逃犯條例」，特區政府開宗明義為堵塞香港的司法漏洞，不少香港泛民主派卻都將反修例運動看成是一場捍衛自由的「戰爭」。如今，這場戰爭的天平已經徹底朝着背離特區政府的方向傾斜，甚至在7月1日晚間發生暴力冲擊立法會之舉，帶給香港難以愈合的創傷。政府以暫緩修訂、管治威望嚴重受損為代價，但其所造成的後果其實難以預估的，中央的威嚴、國際影響，修例事件还衝擊兩岸關係的走向，成為西方各國圍堵中國的牌，造成的負面影響絕對不能小覷。

7月1日香港發生暴力冲擊立法會事件

修例原本俱社會合理性，因為有短板而成為逃犯避難場；具備道德正當性，正好有台灣希望引渡殺人逃犯的要求；具司法必要性，香港回歸二十二年，至今僅與二十國簽引渡協議，這只是一個正常法律行為。之所以演變至如今的狀況，是內外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是香港深層次社會矛盾的又一次總爆發。有很多偶然因素，但也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歸根到底，跟特區政府的處理不善有直接關係。更有可能的是香港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和人士，誤導了中央！

這裡，外國勢力、顏色革命、學生被洗腦之類的通語就不提了，重點分析政府在事件中的缺失和應該的反思。

倉促修例引發惡果

2018年2月，香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死另一名港人潘曉穎後，潛逃回香港。由於香港的《逃犯條例》與台灣沒有引渡協議，香港相關刑事條例又寫明對外地發生的刑事案不具備管轄權（即便疑兇和受害人都是香港人），所以沒有方便的途徑把疑兇轉到台灣審理。事實上，事發很長時間，都沒有引起港府的重視。

案件發生後，台灣地檢署曾三度去信香港政府提出司法互助，希望港府提供案件相關資料，但始終未獲回應。隔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今年2月13日，香港保安局突然提出修改《逃犯條例》的諮詢案，而後又希望於7月前完成立法程序，局長李家超聲稱，把逃犯移交可一次性適用於包括台灣的「香港以外中國其他地區」，令案中的嫌犯可從香港引渡回台灣受審。事件最早是引起香港商界的抵制和西方社會的關注，隨後才引發社會的軒然大波。

《超訊》回過頭來看，修例其實並非小事，特區政府卻一味強調「與時間競賽」。《逃犯條例》是香港回歸遺留至今的歷史問題，香港也一直是中外聞名的「逃犯天堂」，史上的香港一直不乏逃犯，四九年前後就有數以十萬計的人逃難到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又爆發了逃港潮，其中不乏有政治、經濟逃犯長期匿藏在香港，卻也都夠相安無事，多年下來，香港人對逃犯問題一直「習以為常」。

然而，特區政府未有諮詢公眾及可能受影響人士，沒有詳細解釋《逃犯條例》的修訂與香港人切身利益的關係，只是用了20天時間諮詢，並且無視社會上的爭議，就決定將法案交給立法會，強推修例，從一開始就令社會各界產生了不滿和抵觸。

政府何以急於修例？坊間有傳是中央要求。不過，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早期接受採訪時強調，香港修訂條例是為了完善法律，堵塞現行法律體系的漏洞。他表示，中央從未指示香港修例。特首也承認是港府提出的修例建議。遺憾的是，這一做法，違背後了林鄭上任時「此任政府僅注重經濟民生議題」的承諾，讓香港再一次陷入政鬥的旋渦。

中央的高度關注和支持是看得到的，無論在修例期間，還是暫緩修例以後，中央都多次表示支持，也不斷譴責、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一直以來，政圈都盛傳北京將為《基本法》23條立法，視作支持林鄭月娥出任特首條件。而《逃犯條例》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基本法》23條的作用，或許不管北京還是林鄭月娥，都希望將《逃犯條例》當成是23條的前哨戰。但是對泛民來說，想打的並不僅僅是前哨站，他們調動一切資源，把它視作一場捍衛自由的「決戰」。

為官傲慢錯上加錯

修例之前，特區政府占盡優勢。2014年「佔中」過後，經過多方的不斷努力，香港的社會氣氛趨於緩和，在議會中，建制派亦取得了壓倒性優勢，民主派的連番抗爭遭遇阻擊，佔中人士受到法律的裁決，違法議員被DQ，在補選中不斷失利等，民主派彷彿已經不成氣候潰不成軍。抓著一手好牌下，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的官員對修例產生了志在必得的心態，甚至覺得可以「傲慢」及「強硬」一些。根本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制度下香港追尋自由的堅定意志，完全低估了修例的復雜性和民意的反彈。

當然，最開始香港社會對於修例還沒有那麼抵觸，讓政府產生了錯覺。社會有一股支持修例的聲音，以民間人權陣線估算的數字為例，3月底舉行的首次遊行只有約12,000參加，警方估計高峰期有5200人參加遊行。這樣規模的遊行在香港十分常見，也很難有大的影響。

但後來政府對商界網開一面，剔除《逃犯條例》最早版本中9項有關商業類別的罪行，對於其他反對聲音則選擇無視，這刺激了更多的民眾加入了反修例的行列。令4月28日的遊行，陣容遠比原先估計的龐大，有13萬人上街遊行，而警察稱最多僅2.3萬。這已經是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人數最高的遊行。政府仍然不以為意。

泛民顯然不滿足，他們在立法會已經失去了多數席位的優勢，所以必須利用議事堂以外的手段來奪取話語權。修例給了他們一個良機，可以很容易凝聚公眾和爭取民意，藉助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不信任，反對一件人們容易理解的事情：為被抓並送往中國大陸的可能性，謊言輕易會成為真理。民主力量不僅成功贏得了香港的年輕人，還讓不少成年人成為支持力量。

特區政府並沒有吸引教訓，當修例進入立法會，建制派和泛民圍繞選出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程序爭論不休甚至大打出手，面對衝突，政府未給以足夠重視，不進行有效地調停、平息或解救動作，反而要求繞過法案委員會，直接將修例送上立法會討論。這造成大規模社會反對，反對的人越來越多。最終6月9日發生百萬人大遊行，民陣聲稱有103萬人參與，警方則稱高峰期有24萬人參與。局勢至此開始失控。政府仍然不願低頭，依然以權力的傲慢自主，要在立法會強行人手土動二讀。

其後，無論是6月12日金鐘大規模衝突、6月19日大遊行，還是7月1日發生的暴力冲擊立法會事件，示威者一步步升級抗爭。一次次給社會帶來衝擊，尤其是有關的暴力行為，更是給香港帶來實質性的傷害，令香港管治施政面臨前所未見挑戰。事態失控，一直以傲慢心態處理修例事宜的政府官員毋庸置疑要負起最大責任。

與民生問題關係密切

修例事件背後也有不少的外部因素。對西方國家來說，中美貿易戰全面開打、中國在國際形勢上處於下風之際，《逃犯條例》的修訂簡直為西方國家提供一個完美的時機去攻擊中國。

在台灣，《逃犯條例》的修訂帶來的影響更為深遠，令一貫反對「一國兩制」的綠營如獲至寶。台灣當局反指即使香港通過修例，亦不會同意移交。這令特區政府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原先宣傳修法初心爲了伸張正義，結果會成為修了法之後，正義反而不能伸張，這樣修法又為什麽呢？

但修例之所以在社會引起那麼大的反彈，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民生問題，在林鄭月娥當選特首時，曾表示並無打算重啟政改，要主打民生經濟，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但是香港的經濟並未好好發展，香港失業率已超過一年處於2.8%的底線。香港2019年首季經濟按年增長為0.5%，是自2009年第3季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季。根據中原地產數據調查（CCL），香港房價已突破2018年8月的紀錄，為歷年來最高水平，且可能持續飆升。香港是全世界最難負擔房價的城市，即使是最普通的公寓，也僅有富裕階級才能負擔。被生存壓得喘不過氣的香港人，有怨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只是《逃犯條例》的修訂把這股怨氣給引爆了。

事實上，香港史上重大的遊行都難以與民生問題割裂，例如2003年有近50萬人參加的七一遊行，除了當年董建華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手法拙劣外，不得不考慮社會經歷過金融風暴、沙士（SARS）等打擊，經濟蕭條導致百業待興、萬人失業，樓價更加不斷破底，不少業主慘變負資產，社會民不聊生，才會釀成50萬人大遊行。

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着政治矛盾，其根本就在於民生，民生問題沒有解決，政治問題往往就會遇到強烈的反彈。當下香港民生問題不減反增，就算沒有這次《逃犯條例》修訂，社會衝突也會在另一次偶然情況下爆發。其實，各方因素都顯示，香港現有的社會環境，在很長一段時間，不適合推動政治議題，任何政治議題的推出，都是在為民主派找話題。

艰难的再工业化：富士康在美国投资的百亿工厂，2年才盖起一栋房

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上台，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则更加直白要求，苹果、福特等美国企业回国。但事实证明：

去工业化之后，要再度工业化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富士康在美国计划投资高达100亿美元的威斯康星州工厂，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1.世界第八大奇迹

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后3个月左右，也就是2017年4月，富士康开始策划在美国进行制造业。当月底，郭台铭走进白宫，据说，有6位州长争相邀请富士康落户。

当年7月26日，白宫、富士康共同宣布：富士康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立一座液晶面板生产工厂。

据测算，富士康工厂最终将有望创造直接就业岗位1.3万个，间接和衍生就业岗位2.2万个以及建设就业岗位1万个。

100亿美元投资、数万个就业岗位，连特朗普都不禁表示，“谢谢我的朋友——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郭台铭。”

2018年6月的奠基仪式，特朗普亲自出席。他夸赞富士康新工厂，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交易之一”。

随后，嘉宾们用金灿灿的铲子扬起几铲泥土。特朗普总结道，“正如富士康所发现的，没有哪个地方比美国更适合建造、雇佣和发展，”“美国制造，一切正在发生。”

但事实是，到去年底，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一共只雇用了156名员工。

前几天有美国记者跑到项目工地去看，在敲定差不多2年后，这个预计投入100亿美元，并且要在2020年底前投产的大项目，现在还只有一栋房。

2.新官要算新账

富士康到美国的投资项目，在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招商项目。

威斯康星州是美国去工业化之后留下的重要“铁锈地带”之一，长期是民主党人的票仓，但在2016年大选中，倒向共和党。对特朗普来说，这样一个巨型制造业工厂，无疑是他重视工业、向蓝领选民兑现承诺的重要样板。

当时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共和党）更把富士康工厂看作为振兴经济，追求连任的重要砝码。所以，吸引富士康落地，沃克当政的威斯康星州可谓是不惜代价：承诺给予富士康为期15年，高达30亿美元的财政补贴，包括就业所得税减免15亿美元、投资所得税减免13.5亿美元、美元采购建筑材料营业税减免等1.5亿美元。

今年，有报道说，威斯康星州对富士康建厂的项目各项补贴和基础设施支出补贴计划已经高达45亿美元。

当时，五大湖区其他一些州给富士康开出补贴条件，最高的是密歇根州23亿美元（五大湖区拥有富士康生产需要的水资源）。

所以，威斯康星州豪掷三四十亿美元，一开始就让富士康项目招来很多争议。而沃克在去年11月举行的州长大选中，以1.2个百分点的得票率差距，败给民主党人托尼·埃弗斯。

埃弗斯在选举中，就一直抨击，给富士康的巨额补贴是以牺牲本州居民福利，削减其他公共开支为代价的，是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

所以，埃弗斯上台后，就宣称：希望和富士康重谈协议。

尽管埃弗斯后来强调，自己从来没有不支持富士康的投资计划，但已经显得满不在乎，“他们或许无法创造1.3万个（工作机会），可能比这少，也可能比这多，对我而言都无所谓。”

威斯康辛富士康项目附近的I-94公路

3.拆迁费8300美元每亩

实际上，富士康威斯康星工厂项目一直走得不顺利。

项目周边的农民反对富士康征收土地建厂，还指责政府征收土地贱卖给海外工厂。他们在听证会上表示，政府在和富士康签署协议时，根本没有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更没有征求当地居民的同意。

为了征地，富士康花了大价钱，赔偿价格高达每亩地8300美元，相当于市场价的7—10倍，连当地媒体都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有一户农民收到的赔偿款高达1800万美元。

但项目涉及的乐山村（Village of Mount Pleasant，相当于一个小镇）12名地产所有人，仍然不愿意，嫌价格太低，把政府告上法庭。

就连富士康宣布捐赠1亿美元给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成立科技研究院，进行人工智能、医疗科技等研究。这也是威斯康星大学历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捐款。

但很多师生担心，富士康在今后会对学校走向的影响力过大，甚至怀疑富士康想霸占学术研究成果。

一副讽刺富士康威斯康辛州项目的漫画

对富士康的其他指责源源不断。

有媒体说，为富士康项目，当地每户居民平均要支付1800美元；富士康每创造一个新工作，将花费威斯康星州22万美元经费。

乔治亚大学一个经济学教授表示：“（给富士康工厂）每个工作岗位补贴10万美元的回报期不是20年，也不是42年，而是几百年，甚至永远也不会。”

富士康威斯康星州工厂位置

环保人士和组织也表示反对，富士康生产的液晶显示屏要使用苯、铬、镉、汞、锌和铜等原料，产生的排放将危害环境……

4.我们不能只看笑话

富士康威斯康星项目，2年来，推一步，停两步。前段时间，在奠基仪式将近1年后，终于动工。建设内容，据说包括一堵两层高的混凝土墙，大约为一个橄榄球场的长度。

建设工厂也从10.5代工厂降级为6代工厂，（生产面积为5英尺*6英尺的液晶面板，而不是更大尺寸的10英尺*11英尺）。

相比之下，富士康在广州10.5代工厂项目完全可以用神速来形容。

2016年底，富士康宣布在广州设立10.5代面板线项目，在2018年7月就实现主要厂房主体结构封顶，今年2月第一台曝光机进驻，计划在10月份实现量产。

同样的项目，中美不同进展，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些富士康在美国遇到的问题，其实关键还在于中美制造业基础已经大不相同。

举个简单的例子。

富士康10.5代工厂需要大型玻璃面板。但这些年，液晶面板基本上集中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地，玻璃面板也就配建在液晶面板工厂附近。因为大型玻璃面板没法长途运输，所以，富士康曾经动员玻璃面板企业康宁公司（Corning）在威斯康星富士康工厂附近建一座大型玻璃面板工厂。但在美国建厂成本高，所以，康宁给出的条件是，威斯康星州给建厂成本2/3补贴。刚补完富士康几十亿美元，威斯康星再也拿不出钱来补贴康宁了。

所以，富士康不得不对工厂降级。因为，小型玻璃面板运输起来就方便得多。

作为比较，在广州，康宁10.5代玻璃落户，将和富士康10.5代同步投产。

正因为富士康广州项目先投产一步，富士康担心产能增长过快，加剧竞争，所以，也有意对美国工厂降级。

当年，日本夏普就是因为在液晶面板领域盲目大举投资，最终陷入困境，被迫“卖身”富士康。富士康当然不想重蹈覆辙。

试想下，如果是美国工厂先投产，那么，降级的可能就是广州工厂了。

同时，由于长期产业流失，美国已经很难找到大量的熟练工人。所以，郭台铭在今年2月的一次通话中，用奉承的话语给特朗普解释项目为什么迟迟不动：

总统先生，威斯康辛州的失业率，从你上任以来，已经从 5~6%，降到2.9%，也就是说，我现在根本找不到（工）人。

美国有财经媒体甚至曝出，富士康威斯康星州项目计划从中国引进工程师。

到现在，富士康威斯康星州项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成本巨大，而且还面临工人缺乏等潜在的生产难题；退，也不好收场。

但是，我们站在大洋这边，却不能只是看笑话。

去工业化，悄无声息，再工业化却难上加难。

传习近平下死令香港处置示威绝不准见血

香港民众反送中示威引发全球聚焦。尽管中国官方以及香港政府均对香港示威激进冲击立法会大加严厉指责并许诺彻查与惩罚，但有消息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下达命令，香港处置反送中示威绝对不允许发生流血。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据信第二次南下坐镇香港局势，或在昨天返回北京汇报。

据苹果日报今天透露，韩正7.1再南下。习总命令不得见血。并令林郑凌晨开记招。消息指特首以及亲中媒体均被中央批评失职辣㷫北京。

据报道称，韩正南下，向林郑转达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不许流血；更在形势危急下，勒令神隐多日的她亲自于凌晨开记者招待会。

据该报道说，香港反送中条例事件持续发酵！特首林郑月娥未有正面回应民间“反送中”诉求，激发数百名示威者在7.1一度占领立法会的事件，震惊中南海。据悉，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再度南下深圳，于7.1当日隔岸观看立法会冲突场面，并向特首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不许流血；更在形势危急下，勒令神隐多日的林郑亲自于凌晨开记招。消息称，再度南下的韩正有两大不满：特首施政误判形势、亲中媒体发挥不了舆论导向作用。北京正收集各方讯息，预计对港政策将有调整。韩正亦已在昨日回京。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韩正，短短半个月内，先后两次南下深圳部署工作，不仅情况罕见，亦显示事态的严重性。7.1当日，除韩正外，刚由日本参加G20峰会回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亦在中南海严阵以待。消息称，当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期间，警方不采取行动，任由示威者大肆破坏，乃习亲自下令不得见血，恐再出现六四事件，令执法当局不得不忍。随事件进一步失控，政府新闻处在2日凌晨2时30分公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于深夜凌晨4时，于湾仔军器厂街警察总部会见传媒，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及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亦会出席”的安排，这是来自中南海最高层的指示，港府在事件中处于被动位置。

苹果日报说，韩正曾在6月中南下深圳坐镇，并召见林郑北上，其间当面批评其推行修订条例的手法不妥，误判形势，要求其反思和检讨。但林郑仅宣布暂缓修订条例，激发6.16二百万人上街示威，事件更在G20峰会和全球发酵，并在7.1爆发占领立法会事件，让北京十分不满和难看。另，韩亦不满在港的亲中媒体发挥不了舆论导向作用，要求中联办彻底检讨。

该报道还说，据悉，自6月以来，内地多个涉港部门几乎日日返工，收集各方讯息，或撰写报告或制造影片供中南海参考。消息指，北京对香港局势非常忧心，称回归22年，香港先后发生多宗震惊全球的大事，究竟发生何事？北京目前正收集各方讯息，预计对港政策将有调整，特区政府亦会有人落台问责。而经历6.9、6.12、6.16和7.1事件，北京对奶妈林郑的“打得”、“精英”等形象已大打折扣，但会否如前任特首董建华、梁振英那样被迫落台，有待韩正回京禀报，由中南海最高层最后拍板。

反送中信息“枢纽”网站疑遭国家级黑客攻击一度瘫痪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成为主要信息传送枢纽的连登讨论区、高登讨论区以及独立网媒立场新闻等网站，2日晚上突然瘫痪一度无法登入。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保侨相信是“国家级”黑客攻击，从网站“Digital Attack Map”所示，估计有人刻意攻击香港某些网站，或与不少示威者依靠网络自发及商讨行动有关。

受到攻击的网站都是使用Cloudflare域名代理服务，网民2日网上尝试登录有关网址，但都只接收到“502 Bad Gateway”的讯息。Cloudflare在香港时间晚上10时15分表示，已经已作出修正，有关网站陆续恢复运作，到了接近晚上11时，Cloudflare宣布已解决问题，服务恢复正常运作，目前仍在调查事件起因。

连登在晚上约10时半公布，因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内容传递网络）服务供应商全球服务出现问题，讨论区服务一度受到影响，“有关事故与本讨论区伺服器无关，请各位会员放心，目前讨论区运作已回复正常”。

方保侨估计，这些攻击可能与近日香港的政局及冲击事件有关，由于近日的冲击行动均没有领袖，不少示威者依靠网络自发及商讨行动，黑客可能因此攻击网上讨论区，如连登等。他又说，有人曾发现当使用VPN时，本来受影响的网站亦能顺利进入，因此他估计这此攻击行为可能只针对香港伺服器。

Blackhat黑帽子亚洲骇客大会安全研究评审委员赖灼东告诉网媒香港01，同一时间有多个网站伺服器被攻击，并非巧合，预料是来自邻近地区常用手段的DDoS网络攻击（分散式阻挡服务攻击），“通常骇客会隐藏IP地址，或IP地址在世界各地，或其他云服务器，是很难找到的，如果找得到，警方很早就能找到以前攻击的骇客”。

他解释，类似的网络攻击技术虽不高，但需要较多服务器同时间产生流量，攻击多个网站伺服器繁忙，背后需要大量资金，“一般论坛的网站频宽好小，不会预计同时间有好多人（进入），而且聊天文字的资料包容量很小，不似相片档案很大。所以他们不断攻击某个入口，令到（网站）服务器很繁忙、回应不暇”。

赖灼东又指，香港是次多个网站受大规模DDoS攻击，属第一次。而上次为2012年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作“民间全民投票”时，投票系统曾遭骇客攻击，当时透过提供网络攻击防御的 Cloudflare ，成功阻挡攻击，“（通常）舆论关于政治事件，易惹来攻击，（政治因素）解决到就不会有攻击。”

根据Digital Attack Map显示，过去数小时，有来自多个国家地区的网络力量对香港网络进行攻击。

Cloudflare行政总裁Matthew Prince在社交网站Twitter上公布，是次所有服务都受到影响，但未有证据显示与网络攻击有关。

除了网站怀疑遭到国家级网络攻击之外，立场旗帜鲜明反送中的苹果日报，7月1日当天该报多名记者都同时受到密集式不明来电的电话滋扰，有记者甚至每分钟收到1个不明来电，导致电池急剧耗尽，影响工作。

据苹果日报报道，继上月22日凌晨该报记者受不明来电“轰炸”之后，7月2日再遭到密集式电话滋扰，有摄影记者由下午约5时15分起收到不明来电，历时一个多小时仍未停止，另有文字记者在半小时收到20个不明来电，接通后无人回应。有离职一年多的前记者亦在半小时内收到10多个滋扰来电，部份接通后即断线，亦有接通后播放电脑人声。报道又指，在雨伞运动期间，该报记者亦受不明来电密集滋扰。